二○○八年十二月八日深夜，警察把劉曉波從家中帶走時，他和妻子劉霞都未想到他會就此一去不回。隔天早上，劉霞發現家中電話無法撥打。在好友江棋生陪同下，出門四處尋找丈夫：去了當地派出所、警察局、北京市公安局投訴部門和其他地方，都找不到人。終於有人向她提到「被拘留」這三個字。她意識到問題嚴重，找上另一個友人，名叫莫少平的一個經驗豐富的律師。約三星期後的二○○九年一月一日，她終於收到通知，她丈夫目前處於「監視居住」狀態，但「居住」地點未交代。
西方世界各大媒體報導劉曉波失蹤的消息。此事是因他所支持的民主宣言《零八憲章》而起？警察把他帶到哪裡去？罪名為何？也參與起草《零八憲章》的他的友人情況怎樣？中共政權的發言人苦於應付這類問題，在未收到最高當局指示的情況下，最初不確定該如何回應。《零八憲章》的連署人包括一些知名人士，因此官方回應需要字斟句酌，考慮到政治影響，而且需要經過最高層同意。十二月十日，國際人權日，外交部一名代表只敢說他不知道劉曉波已失蹤，說詞讓人無法置信。在上級未下達明確命令下，民間自由派和政權裡的專業審查人員就此僵持不下。自由派網站牛博網（Bullog）刊出《零八憲章》十餘天後，就被命令將其撤下。
來自最高層的第一個信號，係一則一體適用的命令：中國各地警察請《零八憲章》的每個簽署人去喝茶。「請去喝茶」一詞，意味著被請去喝茶者是警察的重點關注對象。喝茶通常在氣氛輕鬆的地方進行：茶館、快餐店，或者某人的辦公室。請喝茶的最起碼用意，係讓對方知道警方在盯著他或她。光是這點就讓被請去喝茶者緊張不安，說不定使他們不願再冒險。第二個用意——在《零八憲章》發表後不久，餘波蕩漾時，至為重要——係用以下之類問話，蒐集關於他人的資訊：你真的簽了？為什麼簽？誰要你簽？誰是主事者？第三層級的問話較常在派出所進行，係要對人做「思想工作」。你不知道你所扯上關係的人不會有好下場？如果你不做這個，你會更有錢、日子過得更順遂？談話內容被記錄下來，約談對象被要求在其上簽字。這類過程很常見，因此可能流於形式。在二○○六年的某篇文章中，劉曉波寫到這些問話所揭露的「獨裁的退化」。年輕警察只是照本宣科，把欄目逐一打勾。
《零八憲章》的連署人忍受來自請喝茶和監視的低度騷擾，同時在得知他們的計畫在國內外都得到支持時大為高興。十二月九日，網路上突然出現「余英時等海外華人學者就國內各界發布的《零八憲章》的聲明」。該聲明的連署人，包括被許多人視為在世的中國最傑出歷史學家余英時；這時住在亞利桑那州的著名異議天體物理學家方勵之；獲獎肯定的華裔美籍小說家哈金；海外異議雜誌《北京之春》的主編胡平；以及另外約五十人。這份聲明說，《零八憲章》：
「一本中華文化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傳統，又基於理性、獨立、權利與責任之現代公民精神，廓清歷史，正視現實，展望未來，所言切中時弊，主張客觀中允。對此，我們深表欽佩，對憲章之各項主張深表贊同。」
這些傑出華人簽署這份聲明，等同也簽署了《零八憲章》。十二月九日的另一個好消息，係該憲章英文版已刊登在《紐約時報書評》的網站上。世人從此可看到一個此前其一直未能充分體認到的再清楚不過的事實：中國人和任何地方的人沒有兩樣——他們想要自由、平等、人權，想要活得自主、有尊嚴。統治中國的共產黨人強調「中國特色」時，就是在違抗人類文明的潮流。就連外國人有時都似乎相信他們這個說法。而隨著《零八憲章》問世，那說法會更難取信於人。
在柏林，德國十二月十日的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六十週年紀念活動上，德國外長法蘭克——瓦爾特．斯泰因邁爾（Frank-Walter Steinmeier）批評北京逮捕劉曉波，主張國際不該對此事悶不吭聲。
十二月十二日，該憲章的四十二名首批簽署人，簽署了由崔衛平起草、崔衛平與徐友漁、莫之許共同發起的聲明。劉曉波突然失蹤，已使這些支持者覺得自己也已被侵犯。他們表明，他們不會因為劉曉波被捕而退縮。他們的聲明，〈我們和劉曉波不可分割〉，部分內容如下：
「因為分享著共同的思想和理想，我們與劉曉波先生有著不可分割的關係。憲章如同我們的靈魂，我們每一個人都是憲章的肌體，我們互相之間是一個整體。如果劉曉波先生因為簽署憲章而遭受傷害，那麼也是對我們每一個人的傷害。如果劉曉波先生不能自由，那麼我們每一個人也同被囚禁……我們每一個人既是憲章簽署者，也都是憲章的發起者。我們所要表達的，都體現在這份現在已經眾所周知的公開文件當中，其餘我們沒有什麼可隱瞞的。這件事情沒有什麼可以調查的，我們每一個人為自己所做的，承擔自己的責任。」
這份聲明引來更多人簽署該憲章，愈多人簽署，簽署就愈安全。
同樣在十二月十二日，流亡在印度達蘭薩拉的達賴喇嘛公開宣布，《零八憲章》「大大感動並鼓勵了我」。數十年來中共政權查禁達賴喇嘛的著作，封鎖他的消息，將他斥為叛徒，但在排除萬難掌握到真相的中國知識分子心中，他依舊享有崇高的道德聲望。他的聲明表現了他一貫的謙遜：「個人相信胡錦濤主席的和諧社會主張是值得讚賞的倡議，能為愈來愈多中國人民所正表達的觀點提供空間。和諧社會只在人與人互信、人免於恐懼、享有自由、法治、正義、平等時才得以實現」。
在香港，數個團體在中央政府駐港聯絡辦組織了數起示威，抗議劉曉波遭關押和《零八憲章》支持者遭騷擾。在台灣，人權團體在網路上貼出聲明，邀請想要和大陸人民站在一塊、為普世的人權價值奮鬥的所有台灣人支持。
中國內外想要簽署此憲章的華人有增無減，而且中共政權把劉曉波關押在不明地點的消息一出，反倒使簽署人數增加。該憲章出現不到六天，簽署人數就從三○三暴增為一一八三。人民願意挺身而出說出自己的心聲，即使為此冒險也在所不惜。
著名藝術家艾未未的簽名，排在十二月十三日所出現的一份名單的最前頭。兩天後，艾未未開始在牛博網（Bullog）貼文，描述五月汶川地震後清理災區的志工工作期間所見所聞。他在間接表示，如果當時四川已確立《零八憲章》之類的東西，孩子就不會死掉。政府如果清廉，就不會讓如今奪走他們性命的豆腐渣建築出現。這看法太牽強？在中共政權眼裡看來不是，該政權很快就清除艾未未的部落格。《零八憲章》的其他支持者開始在牛博網上發文，二○○九年一月九日，當局關閉該網站，說該網站含有「有害言論」（Bullog 一名由bull 和log 兩個詞合成，bull 即中文的「牛」，而在當今俗語裡，「牛」意為「最棒、最厲害」，log 則意為「記錄」。bullog 一詞也讓人想起英語裡的blog ／部落格）。這一關網作為使《零八憲章》名聲更為響亮。
十二月十六日，歐盟二十七個會員國發出聲明，要求中國當局公布逮捕劉曉波的理由和他的狀況、下落。十二月十七日，國際筆會（PEN International）寄出該會會長伊日．格魯沙（Jiri Grusa）、該會祕書長尤金．舒爾金（Eugene Schoulgin）、該會獄中作家委員會主席莎拉．克拉克（Sarah Clarke）署名的一封公開信，收信人為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並有副本寄給中國公安部長孟建柱。該信要求立即且無條件釋放劉曉波和中國境內其他所有因為和平表達個人看法而目前遭監禁的人。同日，美國的國會及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Congressional-Executive Commission on China）發表聲明，要求中國當局釋放劉曉波，保證不再騷擾《零八憲章》的簽署人。
十二月十九日，瓦茨拉夫．哈維爾（Vaclav Havel）在《華爾街日報》發表專欄文章〈中國的人權行動主義者需要支持〉（China’s Human-Rights Activists Need Support）。該文以憶述《七七憲章》為開頭，
那是一九七七年他在捷克斯洛伐克付出過心血的公民倡議：「我們想要創造的不是會員性質的組織，而是，如我那時所寫的，『一個自由的、非正式的開放群體，由不同信念、不同信仰、不同職業的人，基於想要以個人和集體之力，為公民權和人權在我們國內和全世界得到尊重的念頭，而組成。」哈維爾接著論道，二○○八年的中國在某些方面比一九七七年時的捷克斯洛伐克開放，捷克斯洛伐克所發生過的事應該讓中國的統治者從中得到重要教訓。他寫道，「只有立即且無條件釋放劉曉波，才能告訴世人北京已學到該教訓。」劉曉波的支持者感激哈維爾的支持，但未樂觀認為中國的統治者會看懂他的意思。過去，這類建議使政權領導人心生恐懼，從而導致更多對自由的壓迫。
哈維爾寫這篇文章時，還不可能知道中國當局對《零八憲章》發出的第一個口頭回應。十二月十八日，在天安門廣場旁的人民大會堂裡，有場重大會議，名叫「紀念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三十週年大會」。一九七八年那場著名的三中全會，被普遍視為鄧小平「改革開放」政策的開端，中國從此脫離毛澤東「以階級鬥爭為綱」的主張，轉而強調經濟發展。這次會議鞏固了鄧小平作為新最高領導人的地位。三十年後，在二○○八年的紀念大會上，國家主席胡錦濤嚴正宣布：「我們要始終堅持黨的基本路線不動搖，做到思想上堅信不疑、行動上堅定不移，絕不走封閉僵化的老路，也絕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而是堅定不移地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改旗易幟的邪路」一語，被許多人認為在指《零八憲章》。四十年前，毛澤東痛斥「走資本主義道路」，這時胡錦濤舊調重彈。 （相關報導： 日本民團舉辦「紀念六四、劉曉波集會」 日港西藏人權運動者齊聚哀悼 ｜ 更多文章 ）
＊作者林培瑞（Perry Link），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系榮休教授，現任教於加州大學河濱分校；吳大志（Wu Dazhi），劉曉波長年友人。本文選自兩人合著之《我沒有敵人：劉曉波的生平與遺產》（印刻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