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炯朗專文：「賺錢」和「做好事」可以攜手並行

在討論有創意的資本主義這個觀念之前，我們可以先來談談社會上的慈善公益活動。在共產主義的經濟系統裡，或是在《禮記．禮運大同》篇描寫的大同世界裡，經濟的階段是不存在的；但是在資本主義的經濟系統裡，「富足和貧困」、「有錢和缺乏」會形成明顯的對比，讓富足和有錢的人幫助貧困和缺乏的人，是政府和民間慈善公益團體的功能。對政府而言這是責任，同時政府也有公權力，透過賦稅等制度把取自富人的資源用於紓困、減貧。不過，資本主義的經濟制度裡，政府對社會福利的功能，往往是設計在最低限度上，並由民間慈善公益團體擔任起輔助角色，補救政府做得不足之處，他們可以有很多不同的目標和較大的空間，同時也會較有效率，但資源主要來自個人和企業的捐獻和政府的補助。

撇開政府所扮演的角色不談，可以說資本主義經濟系統裡，企業和慈善公益團體扮演兩個不同的角色，企業的目標是「賺錢」（To Do Well），慈善公益團體的目標的是「做好事」 （To Do Good），他們可不可能同時扮演這兩個角色，又賺錢又做好事呢？其實這不是一個嶄新的觀念，不過近年來有兩個新的概念，引起大家對這個觀念更多注意。

第一個就是前面提過的「有創意的資本主義」，我對這個名詞的解讀是「為了賺錢而做好事」（In order to do well, let us do good.），有創意的資本主義沒有忘記或者低貶資本主義營利的目標，不過，充分的創意可以讓企業靠著做好事賺錢。另一個就是「社會企業」（Social Enterprise），我對它的解讀是「為了做好事去賺錢」（In order to good, let us try to do well.），社會企業以慈善公益為使命，但是不依靠別人的捐贈和補助，能夠經由商業的經營獲利永續支持自己的慈善公益使命。

事實上，「有創意的資本主義」和「社會企業」這兩個觀念不過是一體兩面而已，把這兩個觀念合起來，再加上環境保護的觀念。前面提過企業有三條底線，一條是財務的底線，一條是社會責任的底線，一條是環境保謢的底線，二十一世紀的企業應該在這三條底線都得到很高的評分。這是三條相輔相成的底線，足夠的創意可以帶來三贏的局面。讓我們看一些例子。

二○○六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尤努斯（Muhammad Yunus）是孟加拉（Bangladesh）的銀行家和經濟學家，一九七○年代，當他看到當地的婦女想要從事生產事業，卻連最起碼的資金都沒有的時候，就從口袋拿出二十七美元借給四十二個婦女，讓她們買材料生產竹製家具，這些人平均只賺到二分錢美金，但這是好的開始，微額信貸（Micro Credit）這個觀念就是把非常低微的貸款(micro loans)借給有需要但沒有抵押品、無法保障有能力歸還的人，到了二○○七年，他的銀行借出六十四億美元，借給七百多萬個貸款人，這的確是把「賺錢」和「做好事」結合起來的好例子。 （相關報導： 侯立藩觀點：為什麼太陽花事件應該進入教科書？ ｜ 更多文章 ）

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教授尼葛洛龎帝（Nicholas Negroponte）在二○○五年達沃斯的世界經濟論壇上提出讓每個小孩都有一臺筆記型電腦（one laptop per child）的構想，並成立了非營利組織「OLPC基金會」，目標是製作每臺價格低於一百美元的筆電給新興國家的兒童作為輔助學習的工具。這個構想得到許多政府和企業很大的回響和支持，並由臺灣廣達電腦公司承包製造。但是要製造一臺廉價、堅固、低耗電率、具有上網功能的筆電需要克服很多技術上的挑戰，所以這個叫做XO的筆電始終沒有達到低於一百美元的目標，後來OLPC推出買一送一的活動，顧客可以用四百美元的低價買兩臺XO電腦，一臺自用，另一臺捐給貧窮落後地區的學童。二○○七年起，臺灣的華碩、宏碁和美國的戴爾等電腦公司已先後推出微筆記型電腦（subnotebook computer），這些微筆電重量在一公斤上下，價格約五百美元左右，可以說正朝OLPC的目標前進。到了二○一四年，谷歌推出的Chromebook打進教育市場，定價一九九美元。當我們把這些共同的努力結合起來，不正是把做好事和賺大錢結合起來嗎？

著名搖滾樂團U2主唱波諾（Bono）在二○○六年的達沃斯經濟論壇上提出名為「紅色計畫」（PRODUCT RED）的產品商標活動，任何貼上這個商標的商品會把銷售收入的一部分捐做慈善公益，特別用於照顧非洲愛滋病患。許多企業參加了這個活動。例如美國運通公司發行了一張American Express Red 的信用卡，把信用卡消費的一％捐出來，美國服飾公司Gap 有一系列的服裝叫做Gap Red，把銷售和利潤的五○％捐出來，摩托羅拉（Motorola）有一系列手機叫做Red Motorola RAZR，每售出一支會捐出十七美元。這些都是把「賺錢」和「做好事」結合起來的例子。

二○○七年，當我在IC之音電臺推動「愛心交換」活動的時候，其中有個特別獎的得主是新竹的耀群科技公司，他們每年提出營業毛利的千分之五捐獻給慈善公益社團，並且發動員工在街頭募集發票，多年來我都會參加他們的活動，也曾跟著他們到照顧植物人的創世基金會新竹分院。耀群科技雖然規模不大，但是他們的愛心足以和美國運通、Gap、摩托羅拉等大公司相比。

最後，讓我提出大家經常會忽略的例子，「學校」就是為了要「賺錢」而努力「做好事」的最好例子。學校的目標和任務是教育，但是要把教育做得好，必須努力去爭取資源，像是政府的預算、企業私人的捐獻、學費和研究收入，尤其當我看到世界上頂尖的大學像哈佛、史丹佛等例子，就知道「賺錢」和「做好事」是可以攜手同行的。 （相關報導： 侯立藩觀點：為什麼太陽花事件應該進入教科書？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中央研究院院士、香港城市大學訪問學者、國立成功大學電機工程學系李國鼎科技講座教授與國立清華大學蒙民偉榮譽講座教授。本文選自作者新書《公民課該學的事：從自己出發，和社會好好相處》（時報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