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得八年前馬英九總統剛上任時，隨即遇上百年難得一見的金融海嘯，由於當時市場對於國民黨執政後所能創造出的兩岸和平紅利有過高的期待，使得台股在風雨欲來的全球危機裡，仍一度呈現出眾人皆跌我獨漲的驚人氣勢。但好景不常，不能自外於全球化金融體系的台灣，在風暴期間，股市最終仍崩跌超過百分之五十。但筆者所想要表達的是，如果金融海嘯發生在兩任總統交接期間的話，我們應該如何自處？當舊政權不敢負責，新政權卻無權負責時，難道就要讓政府如此空轉下去嗎？
四年前，執政當局為了選舉考量，將總統選舉與立委選舉掛鉤，以基層組織實力堅強著稱的國民黨企圖藉此拉抬總統選舉的氣勢，但也因為如此，讓政黨輪替發生時，我們便將面對長達四個月的執政空窗期。
美國的歷史經驗
無獨有偶地，美國也曾經碰上類似的問題。
在1932到1933年間，大蕭條仍餘波盪漾之際，胡佛與小羅斯福兩位前後任總統的過渡期也長達四個月，在當時意外地造成政治與經濟上的不穩定。為此，美國還通過新的憲法修正案，讓新總統從當選到就職的等待期間縮短為兩個月。
反觀台灣的政治人物，基於選舉考量，卻反其道而行，將一個好的制度變成壞的制度，除了讓政壇無端生波外，也讓台灣社會承擔著不必要的政治風險。因為在這段期間，即將卸任的總統，其對國際上的承諾是否有效？已經不具民意背書的政黨是否仍能代表著台灣人民？更重要的，如果發生危機或災難時，緊急危機處理將以誰為馬首是瞻？因此，我們期許新的國會，能借鏡國外曾發生的歷史教訓，至少將空窗期的長度明文立法，讓人民得以避免不必要的經濟風險與政治爭端。
畢竟，政治人物可以忍受空窗期，但危機處理卻不容許有空窗期。
＊作者為科技業者工程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