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採取全面依賴美國的的國家安全政策，論者或許往往不以為然，因為一旦華府戰略出現轉向，台北將毫無迴旋空間。然而，台北能表現出戰略彈性而不影響華府對台灣的青睞嗎？會不會彈性還沒有開闢出來，就遭到華府掐死了呢？你是領導的話，你敢嗎？
就只有這種死心塌地的絕對忠誠，才能取得華府信任，不會懷疑擔心台北懷有二心，進而在情感上逐漸將台北的安危，當成自己的事情，對台灣產生某種人同此心的愛護。可見，台北的百依百順，自縛手腳，因而是一種鎖住華府的軟實力，是戰略性的放棄彈性。這點，馬英九與蔡英文無分軒輊。
簡言之，台北將自己的戰略彈性降低到零，在第一眼看似不理性，實則是一種深層次的戰略理性。反正朝野都不懷疑的政治正確是，與北京和解就是死路一條，就算不是淪為對岸專政統治的魚肉，也必然是華府要加以銷毀的戰利品。那就不如像邱義仁、吳釗燮所說，抱緊美國大腿，才是王道。
不過，保持某種程度的戰略彈性，本當是任何國家與任何公司的生存理性，何況華府的信用拙劣，拋棄盟邦的紀錄斑斑可考，甚至是惡名昭彰，那台北在故意放棄戰略彈性的壓力之下，生存理性何在呢？
台北保持生存理性的作法，就是將戰略彈性保留在私部門，由民間自己去開創、掌握與大陸方方面面的關係，以便在華府與北京起伏不定的關係循環中，免於淪為純粹的戰略棋子。最矛盾的現象就表現在，凡是在公領域中吶喊台獨最激烈的領導階層與社會菁英，幾乎必然已經在大陸維持著千絲萬縷的間接關係。
在台灣的任何人，只要開始替自己的未來做規劃，就一定會考慮到如何與大陸建立合作機制，或從事能參與大陸發展的安排，起碼會想把自己準備好。這就像是大陸領導幹部階層中，往往家人在美國已有狡兔三窟，在台灣領導台獨不遺餘力的政策及輿論界，也會在大陸開發出另一個活眼。
華府認為大陸民族主義不牢靠，跟北京認為台獨不牢靠，都是因為發現物質利益還在驅動這些看似基本教義的精英群。這當然可能是誤判，因為每逢政治正確的壓力在勢頭上的話，而且極可能是他們自己掀起的勢頭，即使物質利益攸關，他們仍然會因為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而先順從基本教義派的浪潮。
其結果，戰略彈性愈是加以刻意壓縮，私部門的安排就愈是重要，也就愈可能引發華府的側目而產生不信任感。這就是為什麼，在一方面，台北高層的台獨姿態日益激進，想要更好的取信美國，恐怕華府察覺任何不忠的跡象，另一方面又必須對兩岸交流設下各種障礙，來掩護自己在實際上發揮了的生存理性。
奇景於是發生了，台北在外交與內政上反中的政策近乎極端，與大陸的關係卻也隨之濃厚、隱蔽、急迫。台獨領導靠著尚不需要思考自己未來生涯的覺青一代，渲染台灣絕對反中的立場，他們在社交平台上所向披靡，形成與台獨領導之間的相互利用關係，就像華府與台獨領導之間的關係那樣。
這就可以理解，台北不是沒有戰略理性，而是不能表現出戰略理性。戰略理性會嚇到台獨自己，因為他們怕華府會因此對台北失去感情，在台獨領導自己營造的台灣沒有人愛的孤兒氛圍中，華府關愛的眼神幾乎就是生存的意義所在。這是為什麼台獨領導要用對台灣實質利益戕害的方式，來壓制自己的戰略彈性。
既然台獨的生存理性只能是潛意識的，就不能公開表述，也不容表述。這樣的生存理性便必須與戰略理性切開，成為兩個不能互通生息的平行過程。他們在位置上的時候，不能知道民間與大陸的關係如何密切，更不能知道自己與大陸的間接聯繫如何如火如荼，他們看似無知、瘋狂，其實是生存理性與戰略理性分開的必然結果。
儼然相信身在民間的大家自己會想，自己會規劃，自己會有辦法迴避台獨的管制，這是台北堅決抱住美國大腿的前提，以及當然結果。所以，台獨領導的瘋狂是戰略瘋狂，是為了取信華府，也是對民間發出信號，叫大家自求多福，政府負責頂住華府的壓力，掩護大家，但大家要好自為之，如此便可超越美中戰略起伏的挑戰。 （相關報導： 劉性仁觀點：大陸對外策略回應終究回歸自身實力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國立台灣大學、中山大學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