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還愛上了一個女人:《異端的勇氣》選摘(3)

2018-12-11 0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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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八年牟宗三先生(前排右四)五十大壽時,於東海大學寓所前與弟子合影。作者位於前排右二。(水牛出版社提供)

一九五八年牟宗三先生(前排右四)五十大壽時,於東海大學寓所前與弟子合影。作者位於前排右二。(水牛出版社提供)

下面講第三個困境,談的是關於我決定脫離師門的原因和心情。

牟宗三先生對我的影響

我從一九五四年認識牟宗三先生,然後一直交往六年多。最後的三年,因為他在臺中的東海大學,我在臺中第一中學,差不多每個星期六我們都在一起。牟先生很少朋友,也很少跟同事往來,那個時候他還沒有結婚,他是五十歲才結的婚。每次我去他家裡吃飯,在他家裡睡一夜,交談得非常密集。

牟先生到東海大學後,也辦了一個私人的講座,他有講學的熱情。為什麼要辦私人講座呢?那是因為平常教學,教室裡面的學生不是他能選擇的,你繳學費我上課,是交換的行為,不容易教到真心想要學的學生,所以他自己在學校開私人的講座,願意來的學生,都是後來容易跟他發生私人情誼的。東海大學當時夜間教室不開放,講座是在學校餐廳舉行,這也是牟先生人生第一次講康德、講黑格爾,當時是由我做記錄。我記錄得很辛苦,每次講座結束以後我就把記錄整理出來,然後每個星期一次到老師家裡,由老師再用紅筆稍加刪改,他說我記得不錯。我聽牟先生一年的「中國哲學史」,我也有課堂記錄,至今仍保存。這個工作對我來說是一種磨練,訓練我如何做哲學思考,並將這些思考有層次、有條理地表達出來。

牟宗三先生是把我帶上學術道路的決定性力量,儘管有人在前面啟發了,但都不是決定性的力量。他也改變了我的治學方向,原來我在教中學的時候,我自發的興趣是中國文學,想搞中國文學史。因為中學的那個圖書館這方面的書相當豐富,我就把有關美學的書和文學理論的書讀了很多,並把好的給摘錄下來,我摘錄了十多萬字,現在那些稿子還留著。原來也想研究中國的美學,我對美學有興趣,當時有一篇美學的文章,是發表在《民主評論》上面的。

當時我的小說,王貫之先生很稱讚,唐君毅先生也很喜歡,但後來牟宗三先生看了就是鐵口直斷說:「你寫小說沒有前途,因為你的筆調不對。」後來我了解了,牟先生要的文學筆調,就是要有藝術性。牟先生把我自發的興趣給打掉了,在他的誘導下,我就慢慢進入了儒家的道路。我跟隨牟先生時,最早的文章發表在《人生》雜誌上。當時《人生》雜誌弄了兩期專號,讓牟先生最早在臺灣的五個學生各寫一篇文章。我記得牟先生還為了我們的專號寫了個序,序文裡面有一句話「一葉知秋」,似乎表示這些年輕人都這麼嚮往儒家,大概儒家將來可以復興了,我想是這個意思吧。在專號裡我寫的文章都跟道德有關係,這些文章都是牟先生審核過,然後寄到香港發表的。

脫離師門,找到自己的聲音

我跟著牟先生的經過,後面再詳細談,現在我只談為什麼當時我會選擇脫離對我有恩惠的老師。我脫離師門,有外在的原因,有內在的原因,也還有一個催化劑。

外在的原因就是一九六○年,牟先生離開東海大學到香港大學去了。當時的東海大學還沒有成立哲學系,徐復觀先生是中文系的系主任,在大陸時期,徐先生曾參與國民黨高層機要,親身經歷了國民黨在大陸的失敗,來臺後,他一向是對國民黨公開批評最多的知識分子之一。牟先生離開東海大學,實際上是因為跟徐復觀先生處得不好,他不喜歡徐先生常惹是非。牟先生的離開,給我的感覺就像早年離開我父親時一樣,渾身有一種舒適感,因為當時他讓我感受到龐大壓力。他離開了,管不到我了,當時就是這樣一個感覺,成為我脫離師門的外在原因。

還有一個內在的原因,就是我跟著他最後的幾年,我開始想儒家的缺點。這也是我一種自發的興趣,我想:「你們把儒家講這麼好,難道儒家就沒有缺點嗎?」我就把五四以後批評儒家的文章看了不少。一九六二年間開始中西文化論戰,當時李敖〈給談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一文在《文星》雜誌發表後,徐復觀先生曾約我們以《民主評論》和《人生》做地盤寫文章反擊。在此之前我沒有看過《文星》,就找了前幾期來看,結果李敖的文章帶給我很大的衝擊和鼓舞,最後不但沒有參加徐先生的論戰,反而讓我從《文星》的讀者變成《文星》的作者。我對儒家的缺點發現得很多,後來我對儒家的批判在《文星》雜誌發表,殷海光看了文章以後就說:「你超過了過去陳獨秀他們對儒家的批判,你是真正深入過的,入乎其內然後出乎其外。」我在《文星》上發表的文章,後來收在《儒家與現代化》裡面,那些文章,在我現在看來是有些太情緒化的。

除了外在的原因、內在的原因之外,還有一個催化劑。所謂催化劑,就是那個時候,我開始戀愛了。戀愛的對象是臺中一中的同事,她教初中三年級,我教高中三年級。因為當時社會很保守,徐復觀先生知道我跟一個有夫之婦在談戀愛,其實人家早就在鬧離婚,只是沒離成。徐復觀先生說這種事情他不管,卻寫信告訴牟先生。牟先生知道後就給我一封很嚴厲的信,命令式地說:「趕快、立刻斷掉,太不像樣了。」他說我生活剛剛安定下來就作怪,把我痛罵一頓。他的話是沒那樣講,但意思明顯得很,就是假如你不聽的話,我們的師生關係就拉倒。你看這個給我的壓力多大呀!這個女同事是我人生中所遇到真正了解我的對象,也是我第一眼看上去就非常喜歡的對象,但師恩如山的老師給你開出條件來,你該怎麼選擇?到了現在這個年紀,回想起我這一生啊,我這個人的性格,就是「我想要的,我不惜代價」,我就是有這個冒險的勇氣。

牟宗三(左)與熊十力(左)在1949年選擇了不一樣的路,結局大不相同。牟宗三與唐君毅等在港台架起新儒大旗,熊則在文革飽受迫害絕食而亡。
牟宗三(左)與熊十力(左)在1949年選擇了不一樣的路,結局大不相同。牟宗三與唐君毅等在港台架起新儒大旗,熊則在文革飽受迫害絕食而亡。(資料照,風傳媒)

我離開牟先生二十多年以後,本來有一個可能和好的機會,就是一九八二年在夏威夷召開朱子學會議的時候,陳榮捷也請了牟宗三先生。那時傅偉勳也了解我跟牟先生的關係,後來傅偉勳就告訴他的老師陳榮捷。他們就出了個主意,說等牟先生來開會時,他們出面給我們和解。在外國教書的人認為,這事很平常,這個不算什麼嘛,不應該有這麼大的恩怨,何況你這個學生離開老師以後,這幾十年,已開創了自己的人生。可惜後來這個會,牟先生可能是因為身體受不了坐長途的飛機,所以最後他是推薦蔡仁厚參加。

走自己的路

我後來開始出書,現在看到我的著作目錄是從一九六五年開始,也就是在我思想改變重新出發以後寫的。我後來的文集都沒有收錄在牟先生門下那個階段的文章,之前的幾十萬字也都讓它埋葬了,沒有讓它流傳。

講到這裡,各位心裡可能會問:「你脫離師門,內心有負疚嗎?」坦白說,有的。在中國文化傳統裡,如此出格的行徑,在德行上是很嚴重的問題,這問題困擾著我,使我很長時間內心難安。後來我終於想通了,才使我比較坦然,原來這中間糾葛著中西哲學傳統裡一個核心問題。

當我蘊育脫離當代新儒家氛圍的過程中,希臘哲人「吾愛吾師,吾尤愛真理」的話,起了一定的作用,但當時並未理解到,受希臘影響的西方哲學傳統與中國思想傳統之間,在方法上、心態上、價值取向上都有著本質上的差異。

中國思想傳統以「傳道」為第一優先,「授業」、「解惑」這類知識層面的事,只是為傳道服務的,在知識真理探索上,根本沒有發展出如西方哲學的獨立性。西方哲學則很早就擺脫了道德價值的糾葛,為了追求無限可能的真理,抱持著批判的態度,甚至冒險、叛逆的勇氣,成為追求真理不可或缺的條件。在以傳道為優先的中國思想傳統裡,成德的工夫和道德人格的塑造(成聖成賢),成為終極價值的追求,因此,人格的典範,後人只能企慕追循,冒險叛逆當然被視為罪惡。

至此,我終於了解傳統孔家廟的設計,以及後世大儒不像西方哲學家個個都想獨建廟堂的道理。可惜百年來的哲學界,包括當代新儒家,並未把這個時代性的大謎題加以釐清。我脫離的當代新儒家,雖以復興儒家為職志,他們一生的貢獻畢竟是在建立新的學統,早已偏離了儒家原來的軌跡。

剛才講的離家出走、更換跑道、脫離師門三次人生困境的抉擇,經過半個多世紀再來反思,離家出走難免是由於少不更事的衝動所驅使,缺乏人生多艱的風險觀念;更換跑道、脫離師門似乎也有不得不爾的苦衷。生活的實際境況,往往是很複雜的,如今再想理清已不可能。

從我的經驗可知,人生的道路有不同的可能性,根據我讀傳記的經驗,凡是天賦很高和有多元才能的人,往往要面對許許多多的可能性。人生在困境中的抉擇,是人生最大的難題,問題是人若非經由不斷的抉擇,又如何賦予生命意義呢?

回想前塵,我為走出困境所遭遇的種種苦難,都是我生命或心理成長所付的代價。在此過程中,既有失落的徬徨,也有重生的歡欣。當我過了八十歲,生活上仍能獨立自主,和年輕時的這段歷練,應該有很大的關係。

《異端的勇氣》。(水牛出版社提供)
《異端的勇氣》。(水牛出版社提供)

*作者為江蘇鎮江人,一九四九年渡海來臺。五○年代,深受當代新儒學大師牟宗三的影響,以弘揚儒學為職志。六○年代,與自由主義舵手殷海光往來密切,於《文星》等雜誌發文反思及批判傳統思想。七〇年代,因政治迫害無法長期教書,專心致力於撰寫《中國思想史》等大量著作。八〇年代,擔任《中國論壇》編委會召集人,尋求儒家現代化之路。用一生演繹學者、思想家、知識分子三種角色,不畏學術權威、政治權者、傳統流俗,講自己相信的話,用生命實踐自己的思想。本文摘自《異端的勇氣:韋政通的一生》,〈第一問:人生困境,如何應答?〉,水牛書店出版,2018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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