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講第三個困境，談的是關於我決定脫離師門的原因和心情。
牟宗三先生對我的影響
我從一九五四年認識牟宗三先生，然後一直交往六年多。最後的三年，因為他在臺中的東海大學，我在臺中第一中學，差不多每個星期六我們都在一起。牟先生很少朋友，也很少跟同事往來，那個時候他還沒有結婚，他是五十歲才結的婚。每次我去他家裡吃飯，在他家裡睡一夜，交談得非常密集。
牟先生到東海大學後，也辦了一個私人的講座，他有講學的熱情。為什麼要辦私人講座呢？那是因為平常教學，教室裡面的學生不是他能選擇的，你繳學費我上課，是交換的行為，不容易教到真心想要學的學生，所以他自己在學校開私人的講座，願意來的學生，都是後來容易跟他發生私人情誼的。東海大學當時夜間教室不開放，講座是在學校餐廳舉行，這也是牟先生人生第一次講康德、講黑格爾，當時是由我做記錄。我記錄得很辛苦，每次講座結束以後我就把記錄整理出來，然後每個星期一次到老師家裡，由老師再用紅筆稍加刪改，他說我記得不錯。我聽牟先生一年的「中國哲學史」，我也有課堂記錄，至今仍保存。這個工作對我來說是一種磨練，訓練我如何做哲學思考，並將這些思考有層次、有條理地表達出來。
牟宗三先生是把我帶上學術道路的決定性力量，儘管有人在前面啟發了，但都不是決定性的力量。他也改變了我的治學方向，原來我在教中學的時候，我自發的興趣是中國文學，想搞中國文學史。因為中學的那個圖書館這方面的書相當豐富，我就把有關美學的書和文學理論的書讀了很多，並把好的給摘錄下來，我摘錄了十多萬字，現在那些稿子還留著。原來也想研究中國的美學，我對美學有興趣，當時有一篇美學的文章，是發表在《民主評論》上面的。
當時我的小說，王貫之先生很稱讚，唐君毅先生也很喜歡，但後來牟宗三先生看了就是鐵口直斷說：「你寫小說沒有前途，因為你的筆調不對。」後來我了解了，牟先生要的文學筆調，就是要有藝術性。牟先生把我自發的興趣給打掉了，在他的誘導下，我就慢慢進入了儒家的道路。我跟隨牟先生時，最早的文章發表在《人生》雜誌上。當時《人生》雜誌弄了兩期專號，讓牟先生最早在臺灣的五個學生各寫一篇文章。我記得牟先生還為了我們的專號寫了個序，序文裡面有一句話「一葉知秋」，似乎表示這些年輕人都這麼嚮往儒家，大概儒家將來可以復興了，我想是這個意思吧。在專號裡我寫的文章都跟道德有關係，這些文章都是牟先生審核過，然後寄到香港發表的。
脫離師門，找到自己的聲音
我跟著牟先生的經過，後面再詳細談，現在我只談為什麼當時我會選擇脫離對我有恩惠的老師。我脫離師門，有外在的原因，有內在的原因，也還有一個催化劑。 （相關報導： 放下愛憎起手無回，活出白山黑水的酣暢：劉曉頤專訪初安民 ｜ 更多文章 ）
外在的原因就是一九六○年，牟先生離開東海大學到香港大學去了。當時的東海大學還沒有成立哲學系，徐復觀先生是中文系的系主任，在大陸時期，徐先生曾參與國民黨高層機要，親身經歷了國民黨在大陸的失敗，來臺後，他一向是對國民黨公開批評最多的知識分子之一。牟先生離開東海大學，實際上是因為跟徐復觀先生處得不好，他不喜歡徐先生常惹是非。牟先生的離開，給我的感覺就像早年離開我父親時一樣，渾身有一種舒適感，因為當時他讓我感受到龐大壓力。他離開了，管不到我了，當時就是這樣一個感覺，成為我脫離師門的外在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