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的族群心理症候群
近日來，台灣兩位前國家領導人分別走向彼此反向的道路，在藍綠族群之中，產生紛歧與深刻的波瀾。這樣子的反應，幾乎沒有人可以置身事外，甚至包括台灣外部的大陸老百姓與海外華人，都依個人的政治光譜與內化的立場，常態性地反映出不同層次的紅藍綠信號，如試紙浸入酸鹼值，顏色立即顯露，個人的本相完全不能隱蔽。
對於台灣目前這種「族群心理症候群」，非常值得進一步的理解其中原委。同胞們每遇到特定事件，個人與其族群在心理和態度上立即產生一致而且規律性的變色，這是一種集體性的表態與擬態，非如此即為叛徒，而以族群中最激烈、最前衛的語態為表態與擬態的跟隨信號，後續的發展再慢慢地分化，在此，理性與寬容只有稀薄的存在空間。如此的現象，已經構成「準國家的天然界限」，也就是說，台灣目前族群的行為模式由中國意識（China consciousness）與台灣意識（Taiwan consciousness）切割為「一個台灣，各自認同」或「一台各表」，形成台灣族群分裂的深層結構。
其情狀有如拔河，族群成員沒有選擇地依個人的政治光譜與內化的立場自我對號入座，分別納入兩隊，雙方各自使勁收縮，個人在其中無從鬆手，亦難以擺脫。可笑的或可悲的，是中國共產黨以中國的面貌與美日分為兩組啦啦隊，向死命拔河中的兩隊吆喝鼓譟，要求其支持的隊伍奮力倒退（他們如此說：這樣子地鼓動我們，是為了我們的幸福），目標並非是迎上時代的光明與希望，而是進入歷史晦澀的黑暗深淵，對七十年前的幽靈，抗日的中國戰場與台灣的日本兵，做出集體性的清點。
這樣子的世紀舞臺劇，真是給咱們碰上了，逃也逃不掉，只有隨著人群隨機性地、無目標地起哄流動。於是，人，在族群中，像是信號兵，又像在跳忠字舞，在集體的裹脅裡，人自我流失，人缺乏真實的面貌，他吶喊，只聽見眾人的聲音，他奔跑，不能脫離眾人的視線，而其實這正是六六到六九年中國文化大革命的景象。
藍營對連戰北京閱兵之行的複雜心理反應
如果不從族群的立場與功過的角度評量，在我看來，戰後台灣的從政人員中，除了蔣中正和蔣經國兩蔣以外，李登輝與連戰是極少數對時代與歷史最有影響力的人物。李登輝在一九九○年代穩固執政後，日益明確走向台灣獨立，在中共與台灣內部的中國勢力強大壓力下，他如此行，必須具備勇氣、手段與遠見。同時，連戰長期主張兩岸統一，在台灣本土以及美日持續強大的壓力下，他如此行，也必須具備勇氣、手段與遠見。將來的歷史會給他們評價，理論上，他們二人的博奕，只有一位是贏家。這兩位原籍都為台灣本省的老先生分別站立於歷史的制高點，各自以鐵纜拖住台灣奮力往獨立與統一不同的方向前進，咱們台灣這艘船能不晃動嗎？而由於經歷不同歷史經驗與經由不同政治教育的印記，族群分解成兩組人馬，分別迅速集結歸隊，站住台灣這艘船上的兩側，以保持船的平衡，由於安全的必要性，船不能沉，於是台灣藍綠的勢力均等是一個共同計算後的結果。也就是說，一旦藍綠的勢力均等開始失衡，台灣這艘船產生傾斜，將沉入歷史的浪濤之中，因為獨立必然引發對岸等待多時的武力併吞，而統一則昭示了中華民國的滅亡，皆將結束近代中國輝煌的南北朝時代（辛亥以後迄今，中國一直沒有完全地統一過）。當然，身為這個動盪不安時代中的我們每一個人與我們的後人，都將回顧與緬懷這一段美好又艱辛的歲月。而我個人，與中華民國與台灣這艘船上所有的老百姓以及我在對岸的親人和眾多的百姓，在這個大時代的洪流巨浪中共存、共苦、共榮與共亡，深感與有榮焉。
對於深藍來說，今後，在台灣欲求與綠營在民主制度上以選票競爭，已經被認知為日益沒有成功的機會，加上外省族群的從政人員已經普遍老化，沒有及早培育第三第四梯隊具有中國意識的從政人員，中華民國因而可能成為一個沒有國民黨因素、缺乏中國意識的「新」國家，也就是所謂的台灣獨立「借殼上市」。因此深藍人士的「亡國」危機感日深，援引中共力量以救亡圖存，將是可以想像的一個選擇，連戰北京閱兵之行，啟示了他們「寄望於中國人民」的願望。要改變目前的島內深藍與深綠的衝突，短時間內不易舒緩，而且現在許多綠營朋友們感覺良好，生活舒暢，其實必須考慮正確安置深藍的危機感，在政治上、政策上、論述上、感情上、口語上做出一定程度的修正，主動修補彼此關係。如果不做風險控管，未來的危險是顯而易見的，只是綠營看不見危險，因為此正是其盲點，正如過去藍營看不見族群困境，也因為有其盲點。抗日戰爭期間，中共其實一再公開訴諸其馬克思主義的思維與政策，在延安的作為也是公開的，國民黨在延安也在明在暗都派駐了人員，從新四軍到各地遊擊隊，與國民革命軍的鬥爭極為激烈，等到抗日戰爭結束，中共秣馬厲兵久矣，可是我們看不見國民黨有明顯的宣傳對策與大兵團佈署以應對中共的內戰準備，國民黨以為中共沒有能力持久與國軍對抗，這就是盲點，而盲點裡蘊藏著危機，往往帶來重大災難。
我們在台灣安居樂業多年，可是我們最大的問題不在兩岸，那可以溝通與協商，我們最大的問題在於島內族群的激烈爭鬥。坦白說，中共對台灣的敵意遠少於我們對他們的敵意。連戰此次和中共領導人會面，紀念抗日戰爭七十年，中共需要連戰去幫助中共改正過去對歷史的錯誤論述，如果沒有連戰，中共單獨的表述對其國內人民將難以取得信任，有了連戰，抗日戰爭的領導權論述正式回到國民黨身上，這是一個對中共來說非常巨大的轉折，我們在不滿意之餘，也要學習容忍中共在政治上的進步是艱難而緩慢的。這一次連戰在修補國共歷史的相互合理化上，起了很大的作用，往後點點滴滴的平衡論述就可以循序漸進。惟有兩岸對於歷史的觀點差異縮小時，中國的融合以至統一才有實質的意義。
失去了舞臺的祖逖
我個人由於本身具有強烈的中華民國意識以及歷史中國的使命感，對於連戰北京閱兵之行，我是高度評價的，我認為連戰代表了進取的國民黨北上謀和，有消弭兩岸戰爭的作用，和孫中山民國十四年北上謀和具有同等的深刻意義，而當年的國民黨黨內同志和中共多是反對的。更值得注意的，是韓國的朴槿惠大統領率領韓國百餘位大企業家前往，準備趁此良機與中國政府與企業商討合作事宜，不要忘了韓國和美國是簽有共同防禦條約的。朴槿惠表示要配合「一帶一路」，視中國內需市場為韓國的國內市場。朴槿惠大統領的勇氣與格局，使我們台灣在內鬥之餘更感難過，台灣企業未來在中國大陸的競爭力如何應對？這和統獨沒有直接關聯，而和台灣的經濟發展有密切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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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如此，我對台灣的綠營朋友們並無敵意，甚至認為我們必須真誠表達善意，因為我認為今天中華民國的民主自由成果，綠營與民主進步黨起了很大的貢獻。若依我們這種國民黨養育出來的軍人子弟，我們多具有極右的性格與專制的權力欲，若非綠營與民進黨長期的激烈衝撞，我們「被迫」實行與享受民主，否則我們寧願國民黨長期執政，要與中共一較長短，看誰能把中國治好。可是，事與願違，中華民國轉型為民主政體，我們作為祖逖北上的雄心壯志也就失去了舞臺。然而，也才漸漸體會到原來民主制度能帶來真正的政治自由，而這才是未來中國應該走的路子，不再是彼此的對抗與殺伐。如此，雖然我們和綠營與民進黨在統獨議題上一時難有共識，這不表示我們需要敵對，因為我認為民主制度的優先秩序高於統獨議題，只有成熟的民主制度能帶給台灣與未來的中國長治久安的基石。同時我也必須說，我對於當前的共產黨也沒有深刻的敵意，因為如果我們將中共建政三十年以迄文革的過犯一直懸掛在所有共產黨員的脖子上，他們不能解脫，我們也無從釋放。我寄望我們都能逐一切斷歷史沉重的包袱，彼此互相扶持，從汙濁的爛泥裡爬起來，重新來過。至於要發展成一個什麼形式的未來中國與台灣並存的架構，我認為我們絕對是可以集思廣益的。而目前的中華民國，正是一個可以自由表達的環境，來日方長，我們只要大家放下敵意，建立友誼，我們可以在台灣邀請各方菁英，包括共產黨員、民運份子，共商大計。如抗日戰爭以後，一九四六年國民政府召開的政治協商會議，我們應當繼承當年沒有成功的和平工作，我認為這是大家紀念抗日戰爭結束七十年最有意義的一件事。而民進黨與綠營菁英目前正好處於歷史偉大的轉捩點，足以擔負起復興中華的大任，在以後的日子裡，可以在內部慢慢地研究實際的可行辦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