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3月中旬，丹尼爾·康納曼（Daniel Kahneman）與他的伴侶芭芭拉·特沃斯基（Barbara Tversky）從紐約飛到巴黎，與女兒一家團聚。他們用了幾天時間在城市裡散步，參觀博物館，欣賞芭蕾舞表演，品嘗舒芙蕾和巧克力慕斯。3月22日前後，在那個月邁過90歲門檻的康納曼開始向跟他最親近的幾十個人發送個人郵件。
3月26日，康納曼離開家人，飛往瑞士。他在郵件中解釋了緣由：
這是我寫給好友們的告別信，我要告訴大家，我在去瑞士的途中，3月27日，我的生命將在瑞士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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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納曼是全世界最具影響力的思想家之一，他是普林斯頓大學（Princeton University）的心理學家、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是2011年首次出版的《快思慢想》（《Thinking, Fast and Slow》）一書作者，這本書在國際上引起了強烈反響。他在漫長的職業生涯中，一直潛心研究人類決策的不完美和不一致。根據大多數人的說法，康納曼選擇結束生命時，身體和精神健康狀況仍然相當不錯。當然，他自己沒有這樣說。
近一年前，康納曼的死訊一經宣布就引起了廣泛哀悼。不過，只有親朋好友知道他是在瑞士一家自殺協助設施中去世的。時至今日，一些人仍然難以理解他的決定。
我也是。我與康納曼相識近三十年，跟他有過兩年既興奮又氣惱的共事經歷，幫他做過《快思慢想》這本書的研究、寫作和編輯工作。2008年，我們沒能再繼續合作寫這本書，丹尼認為他需要按照自己的方式來完成這本書，我則加入了《華爾街日報》。
但我們的「分手」是友好的；「分手」後的那些年，他坐在台上接受過我的採訪，我為《華爾街日報》撰寫投資專欄時也經常採訪他。我們通過電子郵件和電話定期聯繫。我沒有收到他的最後一封電子郵件，不過，在過去一年裡，有幾個人與我分享了這封郵件。
對我來說，丹尼的死讓我心中五味雜陳。我上大學時，父親服用大量安眠藥自殺身亡。但我崇拜的爸爸自殺，是為了擺脫劇烈痛苦；他的肺癌轉移到了骨頭，動過幾次手術之後，由於已經沒有治癒的希望，他拒絕讓醫生繼續給他開刀。
我媽媽、我哥哥和我握著他的手，告訴他我們愛他。在我們通宵守候的某個時刻，我在他的病床上坐著睡著了；當我醒來時，爸爸已經走了。
但我沒能跟丹尼道別，也不完全理解他為什麼覺得自己必須要走。他的死引發了深刻的問題：這位世界頂尖的決策權威是如何作出最終決定的？他在多大程度上遵從了自己奉行的選擇原則？在關於極端長壽之弊端的辯論越發激烈之際，我們該如何看待他的決定？我們對自己的死亡有以及應該有多大的控制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