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越劇的曲調隨著梁山伯與祝英台化成的蝴蝶翩翩飛翔在祖國的城市、鄉村的時候，一個原來在浙江越劇團樂隊拉伴奏的年輕人來到上海音樂學院進修小提琴，他叫何占豪。
何占豪祖籍浙江諸暨，鄉下盛行越劇和紹興大板，其父曾以紹興大板為生，但給何占豪影響最大的還是越劇。何占豪曾在記者採訪中坦言：「我奶奶是越劇迷，我的任務就是給我奶奶背凳子，每逢過年就背凳子到戲院裡去放好，奶奶領著我去看戲。我從小就受家鄉音樂的薰陶。」應該說，家鄉的傳統戲劇音樂是他的音樂啟蒙和今後音樂創作的種子。
一九五七年，何占豪考入上海音樂學院管弦系進修班，目的很簡單，就是學習小提琴，希望技藝得以提高後回到浙江越劇團，繼續為越劇拉伴奏。但是，時代會改變一個人的命運。一九五八年，向民間學習、走藝術「民族化」道路、為工農兵服務已經成為文藝界的主導思想，何占豪在隨學院演出隊下鄉演出的時候，深感自己學的這些外國的曲目很難被當時的工農兵接受。他說過：「我們學習的都是外國曲子，總覺得學的這些練習曲和樂曲，與我們家鄉戲曲的味道格格不入。我們自己應該把用小提琴拉中國曲子這一職能承擔起來。」
一九五八年八月九日，在系領導劉品的倡議下，小提琴專業的六位同學成立了「小提琴民族化實驗小組」，由何占豪任組長，組員有丁芷諾、俞麗拿、沈西蒂、張欣、朱英。他們先是用越劇音調創作了一部實驗性的弦樂四重奏〈梁祝〉（後被稱為「小梁祝」），嘗試用西洋樂器演奏中國戲曲音樂。一九五九年，上海音樂學院和全國各界一樣，要向國慶十週年「獻禮」，這個稚嫩但卻蘊含著無限生命力的實驗作品被廣泛看好。在院領導的安排下，另一位才華橫溢的青年被「命運」拉進了一首註定會名垂青史的藝術作品的孕育過程中。
陳鋼，當年二十四歲，是上海音樂學院作曲系的學生。一九三五年，他出生於上海市的一個音樂世家。陳鋼早年即師從居華的外籍鋼琴家學習作曲和鋼琴，打下了良好的技術基礎。一九五五年考入上海音樂學院後，他又師從著名作曲家丁善德和蘇聯音樂家阿爾札馬諾夫，對西方十九世紀至二十世紀初的作曲技法和理論，如和聲、複調、曲式、配器「四大件」都有較深入的學習，熟練地掌握了西方古典音樂的作曲技法，這就讓他和戲曲音樂薰陶出來的何占豪在合作中形成了完美的互補。應該說，沒有這個「天時地利人和」的合作，就沒有〈梁祝〉小提琴曲的誕生。
所謂「天時」，不僅僅是時代的政治需要和「民族化」的時代要求，更重要的還有當時席捲全國的「敢想敢幹」的特殊氛圍，如果沒有這樣的社會氣氛，兩個都在學習階段的在校生無論如何不會有這樣的創作衝動和勇氣。所謂「地利」，有賴於上海音樂學院教學的堅實基礎，也仰仗當時院領導孟波、丁善德，以及系領導劉品的慧眼識珠和大力支持。當然，「人和」就是指何占豪與陳鋼的合作。現在看來，這樣的「和」也只有在那個激情澎湃的特殊時代，才可能在兩個未出茅廬的「無名小卒」中實現，因為音樂創作是充分個人化的過程，每一個成熟的作曲家也都是充滿個性的。今天，我們再也不能想像有哪兩個作曲家會願意合作完成一部單獨的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