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1月30號我搭乘中華航空公司的班機前往香港履新，擔任駐香港代表或香港事務局局長，在當地的頭銜則是中華旅行社總經理。2004年5月離任。
離開香港已經20年，直到上個星期才有機會舊地重遊，勾起不少回憶。
ㄧ. 被任命為駐香港代表
2000年1月6日我被行政院院長蕭萬長任命為駐香港代表，也就是香港事務局局長。但是香港的入境許可一直等到12個月後才得到港府的許可。這期間還經歷了政黨輪替，歷經蕭萬長、唐飛、張俊雄三位行政院院長；蔡英文接替蘇起成為陸委會主任委員。本案由20世紀任命跨到了21世紀才能夠成行。這項人事案，也算是破了行政官員的人事紀錄吧！
我之所以未能順利得到港簽，緣於1999年7月9日李登輝總統發表了所謂「兩國論」，當時駐香港的代表鄭安國兄7月15日在香港電台「香港家書」節目中的談話，被認為有附和「兩國論」的嫌疑，11月簽證到期之後只能離任。因此，港府處理我的入境事宜格外地小心謹慎。
為了獲取香港同意入境，我方是多管齊下，當時仍住在香港的鄭安國代表與香港政府指定的特別顧問葉國華（香港政策研究所主席）先生不斷地進行磋商。在台北，我們也懇請香港特首董建華先生的妹夫，中國航運公司董事長彭蔭剛代為說項。
經過近一年的協調聯繫都沒有結果，在2000年12月中，我去請見當時陸委會主任委員蔡英文，希望她免除這項任命。在談話中我並沒有告訴她，我要去香港擔任香港傳訊中天電視台的總經理。蔡英文表示，既然已經經歷了三任行政院院長，這項任命不宜改變，但約定一個月之內如果香港政府同意了，那麼我就按原定計劃前往；否則就另派人選。沒想到就在1月15日，一個月快要期滿的前兩天，香港政府突然同意了入境許可。我只好向傳訊電視表示抱歉，並於2001年1月30日匆忙赴香港就職。
二. 擔任陸委會港澳處處長
我跟香港產生聯繫始於1996年1月，我由陸委會文教處處長改調港澳處處長，頂頭上司是葉金鳳副主任委員，主任委員是張京育。 （相關報導： 風評：柯文哲的「帳冊」VS.偵查不公開 ｜ 更多文章 ）
當時有兩項主要的工作：一，因應九七香港回歸，掌握台港關係相關情勢，並擘劃肆應之道；二， 研擬港澳關係條例。前者我請同事林奕華（現任台北市副市長）撰擬「中共籌組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之研析報告」，列出各階段政府應當採取的措施及方案。後者研擬港澳關係條例的立法，規範九七及九九之後台灣與香港、澳門關係，其中包括：定義何謂香港或澳門居民，行政院得於香港或澳門設立或指定機構或委托民間團體處理台灣地區與港澳往來有關的事務，台港澳三地區人民往來相關的入出境的規定，停留或居留的條件，民事及刑事案件之處理，司法互助，文教交流規範，交通運輸規範，經貿交流規則等問題，除了逐字逐條推敲條文的內容與文字之外，還必須與相關部會協調，並召集學者專家討論。在1996年4月19日我奉派去立法院報告。前移民署署長楊家駿當時是科長，做出了很大的貢獻。1997年3月18日立法院通過「港澳關係條例」，不過當時我已經到海基會任職了。
1996年7月1日我由陸委會港澳處處長調任海基會副秘書長。到1997年7月3日一年之間，我承擔了兩項與香港有關的重大任務。
1996年8月，我寫了一份「九七後台港關係的問題與對策—兼談海基會角色」的報告。當時兩岸關係在台海飛彈危機之後仍處低迷，兩岸交流中斷，而九七日益逼近的情況下，我建議兩岸可以香港問題為突破口。鑒於台港關係的維持，不但有利於香港之繁榮，亦符合中共之政策，也可保持我方之利益，可謂「三贏」，既然兩岸三地有共同之利基，以台港關係為恢復兩岸協商的起點應屬可行。鑒於台港關係的重要性，我在報告中提出4點原則一，交流不能中斷；二，關係不容倒退；三，機構不能撤退；四，協商不能延宕。
當時國內的媒體都稱1997年7月1日為香港的「大限」。面臨大限，台港之間潛在的問題很多，包括駐港機構與人員的留駐與整合、台港海空航運之維持、陸資來台、港人之身分定位、港幣之地位、特區政府來台設辦事處、與特區政府之協商簽署協議、投資保障與台商權益、台港經貿合作、入境，居留定居問題、對港人，台商及友我人士之聯絡服務、七一主權移交我方之態度、與港資機構，新華社的人員之來往接觸等林林總總很多問題。
三. 台港航權談判
其中，海運問題最為迫切，如何安排事涉台灣航商重大的利益，國輪是否會被迫移轉註冊地，也攸關台灣經濟的發展與安定，必須做出妥善的安排，且避免台灣地位被降格的危險。
一艘商船上在海上航行或進出港口時懸掛了各式各樣的旗子，根據聯合國國際海洋法的規定，船舶除了傳達訊息的信號旗外應該懸掛的旗幟有兩種：1. 宣示國家主權的船籍國旗，懸掛於船艉桿上；2. 在進入它國水域時為表致敬而懸掛之地主國旗，懸掛於主桅桿上。3. 證照問題。商船要備有很多種證照，上面都有發照機關的正式國名。 在談判中如何能夠避開其中的政治意涵或有被矮化的疑慮是最大的考驗。
1997年3月5日大陸海協會致函海基會，表示已獲得有關單位授權，委托香港船東會主席趙世光等人與我方指定團體就97之後，港台船舶及進入對方港口有關問題交換意見。4月12日行政院大陸委員會授權海基會前往香港與香港船東會舉行談判。我方的首席代表是海基會副秘書長張良任，其他四位是謝明輝，交通部航政司長；傅棟成，陸委會經濟處處長；林省三，台航會董事長；潘憲榮，海基會經貿處處長。香港方面的首席代表是香港船東會主席趙世光，金山輪船公司董事長梁敏行，中遠集團副總裁杜寶明，招商局集團副總裁吳世榮，香港隆興航業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程義。 （相關報導： 風評：柯文哲的「帳冊」VS.偵查不公開 ｜ 更多文章 ）
對雙方會談的時間、地點、與會人員名單、入出境禮遇通關等事宜雙方進行了多次的函電往返，終於敲定1997年5月2日上午在香港上海實業大樓舉行首次的談判。談判中出現的兩大問題，1，懸旗方式。主桅、船艉掛旗或是不掛，掛什麼樣的旗，其性質及式樣如何，進港與出港時懸掛的旗幟、方式等，另外還有證照問題；2，一個中國的原則。趙世光在致詞中表示，「只要根據一個中國的原則，並從有利於雙方互惠的角度考慮」。我則提出7月1日之後，台港各種直接往來的關係應繼續維持不變，而航運方面我方基於「維持航運現狀，變動最少」的原則，提出阻力最小、困難最少的處理方式，以期雙方可以互蒙其利。
對於港方提出「一個中國原則」為談判的基礎，我提出異義。因為台港航運及懸旗的問題是應該定位為技術性的問題、商業性的問題，不應與政治問題掛勾，將問題單純化比較容易在7月1日之前達成共識。會後，雙方討論「共同新聞稿」事宜，因我方對港方所提之內容有多處表示反對，爰決定各自發表新聞稿, 而第二次協商地點依照先前的諒解在台北舉行。
談判不成功，也有我方內部的因素。有關港澳事務雖經海基會多次請求，陸委會均不允許海基會參加「港澳小組」；有關港澳問題之研究報告，也對海基會保密，無法與聞。而有關台港航運之規劃，陸委會成立「217專案小組」，海基會自始至終未能參加。這都跟陸委會某位副主委的作風有關。
1997年5月24日，第二輪台港航運會談在海基會會議室進行，雙方代表對7月1日以後往來台港間船舶的懸旗問題進行討論，港方代表所提的建議變來變去，而我方仍堅守不掛旗的原則。最後達成協議的文件稱之為「台港海運商談紀要」。主要內容：1，在台灣登記的商船自進入香港港口到出港期間，在船尾旗杆暫不懸掛旗，待雙方協商確定後再行懸掛；在船舶主桅，也暫不懸掛旗。2，在香港註冊的商船自進入台灣港口至出港期間，在船艉旗杆只懸掛香港特別行政區區旗；在船舶主桅桿不懸掛旗，待雙方協商確定後再行懸掛。3，在兩地登記（註冊）的商船自進入對方港口至出港期間，還可懸掛各自的公司旗和信號旗。基本上避開了一個中國問題，兩岸三地的政治定位問題，在求同存異，各退一步而不失立場下達成了我方不掛旗的立場。
「商談紀要」的簽署比照當年辜汪會談，在文本中只有月、日，沒有年 ；簽署完之後各自把年份填上去，以這種方式來避開紀元方式政治上的問題。
會談簽署之後，我回答記者詢問時表示這是「變動最小、對雙方困擾最少、摩擦最少」的一個方式，會談成果除了可以維持台港航運不會中斷，更顯示雙方可以務實方式協商台港問題，為未來協商方式立下良好的典範；不過，我也特別強調，會談紀要與模式並不適用於未來兩岸的談判。
台港航運的談判至為敏感，也具有指標性，因此吸引了大批媒體的採訪，在香港談判時, 國內各媒體派出40多位記者同行，寫出來的報導角度各有不同，有褒有貶。作為談判的代表，除了面對港方的出招、中共角色之外，還必須要保持跟媒體的溝通與良好的關係。 （相關報導： 風評：柯文哲的「帳冊」VS.偵查不公開 ｜ 更多文章 ）
不為人知的是，5月23日趙世光由香港來台之後，我們先要約在國華高爾夫球場打球，並在球場的咖啡廳把談判中可能遇到的問題先逐一檢視，為第二天的會談先排除障礙。其中之一就是要排除他在第一次會議中所提出的「一個中國原則」。基本上中共當局將九七後的台港關係定位為「兩岸關係的特殊組成部分」，並依據中共副總理錢其琛在1995年6月提出的「中央人民政府關於處理九七後香港涉台問題的基本原則和政策」，也就是所謂的「錢七條」，作為處理準則。根據「錢七條」，九七之後台港間的空中和海上運輸航線，將在一個中國的原則下，按「地區特殊航線」管理兩地間的交通，依照雙向互惠原則進行。一旦大陸政府排除了一中的政治的前提，雙方就避開了「特區」對「特區」的政治型態，技術性的問題就比較好談判下去了。這對中國而言是一個很大、唯一一次的讓步。開會之前香港首席代表趙世光跟港府及北京方面的溝通也起了很大的作用。內定出任特首的董建華也發揮了他的影響力，因為他不想在上任的第一天就出現台港斷航的情況。
當年台港航運所談的協議到今天仍然適用。這也是海基會與海協會之間近30年來唯一達成的一項共識。
四. 海基會辜振甫董事長參加香港主權移交大典
我到海基會第二個重要工作是處理海基會辜振甫董事長參加香港主權移交的事宜。1997年7月1日，香港主權移交，指的是經過中國與英國13年的談判之後，英國勉強同意將香港的主權歸還給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史性事件。這一事件的發生標誌著香港結束了長達156年的英國殖民統治，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其重要性體現在多個方面：
1.政治和法律制度的轉變。根據《中英聯合聲明》和《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香港九七後享有高度自治，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50年不變。
2.國際關係的影響。香港移交對國際社會產生廣泛的影響，尤其是在中國與西方國家的關係方面，它展示了中國政府和平解決殖民問題的能力，同時也讓國際社會見證了「一國兩制」在實踐中的具體情況。香港成為中國對外接觸、投資的重點，接觸的窗口 。
3.民族認同。主權移交對香港居民的身分認同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隨著時間推移，香港人對自身身分的認知經歷的複雜的變化，從殖民地時期的香港人、甚至英國人，到中國大陸的中華兒女認同，這一過程對香港社會和文化產生的深刻影響。
4.一國兩制的實踐。方面維持香港在不同政經制度之下持續的發展，另一方面要「垂範台灣」，作為未來的藍圖。
總的來說， 1997年7月1日的香港主權移交不僅僅是中英兩國歷史上的一個重大事件，也是中國現代歷史的重要篇章，對香港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各方面產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對原本有著千絲萬縷關係的台灣與香港帶來了深刻的變化與不確定性。
1982至1984年之間，中英兩國就香港未來的地位進行40輪密集談判。在過程中，中華民國政府毫無置喙之餘地，只能袖手旁觀，或發表聲明，等待結果。但台港關係的重要性無人可以忽視。由1995年的幾個數字可以顯示：台港貿易達279億美元、台商在港約3900家、投資超過40億美元、國人赴港人數達190萬人次而港人來台超過17萬人次。國人赴港旅遊，平均消費金額150億美元；台港航空每星期超過250班，台港間貨輪班次以香港為目的地，每年約11,300艘次，以香港為中介地每年近3萬艘次，航運中承攬的貨櫃有1000萬個。在文化、教育等其他方面的關係，也是密不可分。
至1996年初國際社會對於香港九七大限的關切度日益上升，而台灣也警覺到未來可能產生的問題，乃著手制定《港澳關係條例》以規範九七之後雙方的往來。行政院大陸委員會也著手組建香港事務局，並在1997年6月11日經行政院核准設立。 （相關報導： 風評：柯文哲的「帳冊」VS.偵查不公開 ｜ 更多文章 ）
1996年12月中英雙方成立香港交接儀式專家組，討論的問題包括交接儀式的總體原則，例如地點、大小、儀式的內容、會場的佈置，參加的人數與代表性，座位的安排、交接的程序、媒體的採訪等。隨著雙邊談判的進行，各方矚目的焦點，包括了台灣各界人士是否受邀參加回歸大典，誰會作為政府指定的代表
誰會作為政府的「非官方代表」，各方議論很多，其實我心中早有定見，海基會辜振甫董事長是最合適的人選。政府高層最後協商的結果也如我所料，由辜先生及夫人代表出席。6月20日大陸海協會以書面函件通知海基會，邀請辜振甫及夫人辜嚴倬雲出席香港政權交接儀式，正式的邀請函在他們抵達香港之後當面交付。外界沒有注意到的是辜振甫夫婦受邀同行是4000多名貴賓中唯一以夫婦名義受邀者。次日，辜振甫董事長表示，他將以海基會董事長的「民間人士」身分赴港，參加香港主權移交活動，並指定副秘書長張良任陪同。
在中英雙方協商的受邀的4000名貴賓中，中英雙方各提1600人，香港參加人數為800人。英方包括三位前後任的首相；中方為國家主席江澤民、國務院總理李鵬、副總理錢其琛、各省市的一把手等72人。
行前各界都在猜測辜振甫董事長坐的座位，會不會被藉機矮化? 中國及香港方面都不願意漏出任何的口風，只一再表示會做出妥當的安排。實際上，他們坐在中區正中央的第14排5、6號。中區從第一排至13排都是外國特使的座位，第14排等於是外國使節之外的第一排，既不會把辜先生等同於外國的特使，也沒有將座位安排在大陸各地方省市的代表之中，兌現了對台灣受邀貴賓的尊重。 在過程中，我就負責與大陸海協會的聯絡、跟相關部會的協調、台灣隨行媒體的溝通協調，以及駐港代表鄭安國的聯繫。辜董事長的秘書葛先生則與海協會黃文濤先生進行單線細部的聯絡。
九七年前三個月時間，媒體對大陸海協會會長汪道涵也會出席的報導甚囂塵上，各方憶測是否可能在香港舉行非正式的第二次「辜汪會談」。待中方6月17日方公布72人出席名單之後，汪會長並不在出席名單之內，謠言才不攻自破。實際上，我方並沒有做這樣的安排或準備。海協會常務副會長唐樹備也是代表團成員，但我方並沒有打算與他在香港會面；不過，30日晚的移交會場中他主動過來與辜董事長打招呼，寒暄了幾句。此外，也有媒體關切辜先生如在會場內巧遇江澤民的時候，會跟他說些什麼或傳達什麼訊息？實際上，在會場內兩人並沒有照面或晤談的機會。
辜振甫董事長出發之前，我預擬他了7月29日下午抵達香港啟德機場的談話稿，其中表示香港順利回歸後，如果能繼續維持法治、自由及繁榮，台港關係將能促進兩岸三地良性互動及正常發展。他希望七月後台港能以文化為核心、經貿為動力，建構更完整穩定而和諧的互惠關係。他也表示，如果有機會不排除邀請董建華特首來台訪問。他在談話中也強調，香港要維持穩定繁榮，必須推動「一國兩制」，但台灣與香港不同，香港模式不能套用在台灣。 （相關報導： 風評：柯文哲的「帳冊」VS.偵查不公開 ｜ 更多文章 ）
在溝通過程中還有一個插曲，海協會表示辜振甫先生一行所有的住宿費用由他們負擔，但辜董事長決定費用仍由我方自行負責，以免受人之惠而矮了一截。當時世界各地來的貴賓蜂擁到港，香港的旅館房間吃緊，我們下榻在香港中環的文華酒店，三個晚上的費用是10萬元台幣。辜先生的住宿費由他自行負擔，並未由海基會出帳。英國參加大典的前後任首相也都住在文華酒店，包括柴契爾夫人在內。江澤民一行則住在九龍的海逸酒店，晚上搭船前往典禮舉行的香港會展中心。
1997年7月3日下午兩點，辜振甫依照事前的約定前往拜會特區第一任行政長官董建華，這是他上任之後所接待的第一批貴賓，之前的時間都是進行送客。
辜、董會的參加者是圍在一張圓桌子舉行，他們在會見之前或之後並沒有闢室密談，因此不存在媒體所謂替李總統登輝帶話的事情。整個的談話過程有理有節，互動親切，就像兩位老朋友見面寒暄。在輕鬆的氣氛中雙方達成3項共識：1.台灣駐港機構的地位與功能不變，未來由我駐香港代表鄭安國與香港特區政府特別顧問、香港政策研究所主席葉國華擔任台港之間的對話窗口，建立了台港之間制度化溝通的管道，處理台港之間未來可能發生的問題。2.簽證維持不變。 3.董建華建議「特區在台應有非官方、非正式的辦事處，希望早日討論」。在場陪見的有駐香港代表鄭安國及港府特別顧問葉國華先生，我則在場擔任談話的紀錄。
五. 在香港工作
我到任後不久，台北市長馬英九率團於2月11日訪問香港，進行環保、山坡地保護等市政議題交流。他的到訪受到香港各界熱烈的歡迎，媒體也都做了大篇幅的報導。他在晚餐演講時表示，「香港過去是殖民地，回歸後實行一國兩制，這個制度對香港來說我們是樂觀其成，但這個制度對台灣來實施就不妥當，因為事實上兩邊的歷史、條件、政治情況是完全不一樣的」。由於他喜歡晨跑，香港政府竟然開放賽馬場讓他運動，一時傳為佳話。我為了穩妥起見，先將接待原則上報陸委會，以免被穿小鞋。
香港地方雖小，但政治敏感性高；人口不算多，但商會、同鄉會、媒體、專業社團眾多,台灣社團活動也很頻繁，人際往來應酬幾無日無之。在工作上，尤其是與中聯辦及港府的互動要先確定原則與立場，以免有所差池而受到陸委會的指責。三年半期間處理的事情，真是族繁不及備載，舉其犖犖大者如下：
1，切割國民黨的黨務工作。我在香港工作跟我的前任鄭安國情況大有不同, 畢竟以前是國民黨執政，現在是民進黨當權。以前駐香港的首長要兼任國民黨總支部的督導，既有經費又有班底。但我必須要跟國民黨黨部徹底切割，不免引起老黨員的不滿。
2，增加人手。我在香港的工作就是要維持並擴大台港之間文化、教育、經貿、航運等各方面的交流與合作。但我到任的時候，鄭安國兄已經離任一年多，如何將這個空窗期及與香港各界的空白關係迅速修補是很大的挑戰。更何況我是單槍匹馬赴任，人手不足，只能夠依靠當地幾位能幹的僱員。與港府協調多次之後，陸委會才能陸續派了張志宇、李添益到香港工作。
3，與中聯辦台灣事務部的互動。在香港工作免不了要跟中共派駐香港中聯辦下的台灣事務部接觸。這種接觸對雙方都是有政治風險的。不過為了業務的推展，我跟中聯辦台灣事務部部長邢魁山不定期的秘密會面或餐敘，他的隨員是周寧，他就是海基、海協兩會九二年10月會談時的談判代表；我則帶張志宇秘書同行。 （相關報導： 風評：柯文哲的「帳冊」VS.偵查不公開 ｜ 更多文章 ）
香港不論是台商或是香港的社團，經常邀請我跟邢部長一起參加餐會，為了避免被「矮化」，雙方都很謹慎。座位的安排及講話的順序都要事先溝通安排好，久而久之形成了一種慣例，那就是坐在主人右手邊的後上台講話；坐在左手邊的先上台致詞，如此雙方都不失面子。
4，安排邢魁山部長秘密來台。鑒於邢部長低調務實，也願意協助解決問題，我就建議陸委會安排他到台灣進行秘密訪問。2001年8月他隨同香港友好協進會到台灣來。行前我們約定好在台灣每天的行程，不能另外自行增加節目。但邢部長在台灣有很多友人，知道他到訪之後紛紛提出邀約，打破我們之間的君子協定。陸委會對此甚表不滿，要將我議處。我最終雖然沒有受到處分，但也得到口頭的告誡。
5，處理SARS衍生的問題。2002年11月廣東順德地方發生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SARS），次年2月21日香港發現病例，成為重災區，最後造成1755人受到感染， 299人死亡。其中有些人來往兩岸三地之間散播了病毒，我們與港府合作追蹤這些人的足跡，回報給台北，以防堵病情的擴散。這項工作非常吃重，要動用很多的人力，幸好獲得港府方面的密切配合。我們也與台商保持密切的聯繫，掌握相關的動態。當時在台灣口罩的供應不足，我們也透過香港的友人調集物資送往台北。6月23日國際衛生組織將香港從SARS除名，解除了四個多月提心吊膽的日子,幸好辦公室沒有人中標。處理這件繁瑣而重要的工作，我得到陸委會給予大功一次的獎勵，駐澳門的蔡代表也被記了一個大功，不過從頭到尾，澳門政府就一再表示當地沒有SARS案例！!
6,在香港機場設立櫃檯及辦公室。1987年台灣開放老兵到大陸探親之後，兩岸社會交流頻繁，人數急遽升高，其中所帶來的問題也隨之逐年倍增。這些人員的來往都是經過香港，就出現老兵在香港轉機的亂象，需要協助。大陸人士來台必須設法由遙遠的香港赤鱲角機場到香港中環我們的辦公室(中華旅行社）領取入台證，而出現了各種的問題，例如到香港才發現是週末或公定假日，我們沒有上班，對他們來說住旅館一天或兩天花費不貲，無法負擔；有些人資料不全或證件有疑慮，不能發證，滯留香港產生的問題更大。
為了協助化解處理這些亂象，陸委會指示設法在香港機場設立櫃檯或辦公室。在當時的環境及條件下，這可是一個天大的難題。我們就積極聯絡中聯辦邢部長、主管涉台業務的香港政治事務局、友我的香港立法會議員、新聞媒體，說明設立櫃檯的必要性，請他們伸出援手。 我也邀請中國航運公司董事長，也就是董建華特首的妹夫彭蔭剛幫忙說項，也透過關係聯絡上董建華的兒子董立新。1997年台港航運談判時，我的對手香港船東會主席趙世光，也受我委托向董特首進言。他們都是航運界的大老，有多年的交情，比較容易溝通。
經過各種努力，機場的櫃檯及辦事處，終於獲得港府的同意，於2002月5月10日啟用,並設立了緊急聯絡服務電話。設在機場K段，位置十分良好，旁邊的休息空間也很大，足以應付來往的龐大人流。 （相關報導： 風評：柯文哲的「帳冊」VS.偵查不公開 ｜ 更多文章 ）
為了慶祝機場辦事處的開幕，奉陸委會指示，我們在香港中環的港麗酒店舉行了盛大的酒會，邀請香港旅遊界等數百人參加。不料事後卻受到陸委會的指責，理由是選擇場地沒有先經過三家比價! 看到這樣的公文，我真是無語問蒼天啊！況且，當時的觀光局局長張學勞特別來港參加酒會，他看到我就表示，酒會的經費由觀光局來負擔。 我真懷疑為什麼同樣的法規在不同的機關會有不同的做法？機場辦事處的招牌是藍底白字，跟其他航空公司的櫃檯一樣的顏色，我也拍照後報陸委會，以免因為沒有用綠色而被人扣帽子。
7，跟香港政府的互動。對駐外人員而言，跟當地政府官員保持良好的互動關係至為緊要。當時香港脫離英國殖民統治不久，港府官員對台灣的態度十分地保守、被動。他們認為台灣或兩岸問題非常敏感，他們無法確切的掌握，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少碰為妙。我到港履新時，港府並無任何官員到機場迎接。之後，由政制事務局的中級官員與我對口，雖然不對等也只能接受。想要跟局長林瑞麟見一面十分困難。關係最好的時候就是在SARS肆虐期間。我當時就跟同事講，我們跟港府的好關係在疫情結束之後可能要打回原形了。果不其然！我離任前，林局長請我吃飯，席間我問他將來申請回香港旅遊是否會核准，我仍然記得他沒有直接表示沒問題，而是說到時候再看看吧！
8，馬照跑，舞照跳。除了暑假之外，香港每個星期三在跑馬地，星期天或星期六在沙田舉行賽馬活動。賽馬在香港具有深厚的歷史和文化意義，是香港最受歡迎的標誌性運動和娛樂活動，並對香港的經濟、文化和慈善事業產生的廣泛的影響，也是市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香港政府的官員、立法會議員、商界的大亨很多人都養馬。他們的馬匹如果獲得了冠軍，就會大肆慶祝。這也是我建立跟香港社會高層人士關係的捷徑。每次賽事結束之後，我都會選擇性地給馬主發出道賀函。他們或是回函致謝，或邀約我餐敘。經由這個途徑，我得以認識很多重要的政商人士。台商養馬的比較少，最有名的是鳳飛飛的老公趙宏琦，他養的馬都稱之為**烈馬。政商界名人田北俊養的馬都稱之為**武士。在香港工作除了要懂得馬之外，還要懂足球才有話題。
2014年5月我結束在香港的工作之後，回陸委會擔任參事，並在政治大學公企中心開設港澳研究課程，這在當時是各大專院校所開設的唯一有關的港澳的課程，持續保持我對香港問題的關切。
香港50年不變的承諾已經過了二分之一，看起來「垂範台灣」的目標漸行漸遠了。 1997年7月3日董、辜會承諾的官方制度化、公開化來往機制也仍未落實。在目前兩岸氛圍劍拔弩張的情況下，難期台、港關係會有所突破。但就一個多年處理香港事務的老兵而言，我衷心希望香港好，畢竟它仍然可能為兩岸關係創造新的空間。 （相關報導： 風評：柯文哲的「帳冊」VS.偵查不公開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前駐香港代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