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總喜歡把當年的國共內戰，看是一場國共兩黨為爭奪政權的惡鬥，而事實上，這場內戰的深層本質是中國國內的階級對抗，是由代表工農大眾利益的共產黨（這可從革命成功後4億農民每位都分配到一塊小土地證明），對抗代表地主、官僚、買辦、土豪劣紳利益的國民黨，它本質上是一場革命與反革命的鬥爭。在這場鬥爭中，中國共產黨由於揭櫫社會主義的理想，力行社會主義的主張，因而深獲眾多知識菁英及工農大眾的認同，最終取得勝利。
至於台灣，早在1920年代，社會主義的信仰已是當時社會的主要思潮與運動，1931年日本軍國法西斯主義興起，這股思潮被鎮壓，社會主義菁英紛紛被抓入獄，1945年日本投降後，這些社會主義菁英也被釋放出獄，隨即又紛紛加入中國共產黨，投入反國民黨專制獨裁的內戰裡，此外廣大的台灣本土知識菁英與工農群眾，也於戰後認同社會主義的理念，而投入反國民黨的鬥爭中，這個鬥爭最終因美國帝國主義的介入而失敗，導致許許多多社會主義革命志士被殺被關，這就是台灣50年代白色恐怖的歷史背景，從這樣的背景上，可以了解這個時候的台灣是個親共親中的社會，那些被關被殺的志士，是台灣社會的人民英雄。
不過，當前的台灣是個反共反中的社會，對於50年代白色恐怖的這段歷史的詮釋，雖然《促進轉型正義條例》第2條明文規定「還原歷史真相」，但在反共反中的意識作祟下，往往出現轉彎、竄改，而對於這段時期的人物，也被蓄意地扭曲認知。
就以電影「流麻溝15號」來說，明明演的是當年一群心向中共，認同社會主義者被關在綠島的故事，卻完全聞不到社會主義的氣息，電影勉強透過嚴水霞角色擠出一點較有思想性的話，說：「犧牲會帶來力量」，卻不肯說出「為什麼犧牲」，「帶來什麼力量」？就是硬生生地，把信仰社會主義的政治犯的思想底蘊給架空了，以符合當前反共反中的政治正確。
同樣的意識形態作祟現象，最近也發生在「國家人權博物館」（簡稱人權館）裡。
人權館景美園區，2015年建有一個「人權紀念碑」，碑上錄刻8千多位白色恐怖受難者名字，現在因檔案調查新增不少受難者，擬新建紀念碑將新增受難者名字增補上去。為此人權館召開幾次的委員會議，討論增補名單事宜，原本名單大致敲定，但因中共「間諜」吳石、陳寶倉、聶曦、朱諶之等4名也錄名碑上，引起許多反共反中委員們耿耿於懷，必欲去之而後快。
吳石原是國民黨將官，1949年隨國民黨來到台灣，擔任國防部中將參謀次長，他同時也是中共潛伏在國民黨軍隊裡的隱蔽戰線人員，代號「密使1號」，來台期間他將台灣的軍事情報秘密轉送給共軍，1950年3月1日事發被捕，6月10日被處決。2013年中共在北京西山建了一座無名英雄館，館內的立牆上刻錄許多在台犧牲的革命烈士，吳石、陳寶倉、聶曦、朱諶之等4位則特別塑造巨大的個人雕像，矗立在館的正中央，供人憑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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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石等的所作所為，站在人民反抗蔣家暴政的角度看，他們是人民英雄，是台灣第1批犧牲的民主烈士，是為台灣的人權付出生命的，他們應該最有資格刻錄在「人權紀念碑」上的。但是站在反共反中者的觀感裡，他們的作為是非常礙眼的。
5月8日人權館特別為紀念碑上的錄名名單，召開一場奇襲式的委員會議，意欲將吳石等從名單中刪除。
說它是奇襲，是因人權館故意不將這次委員會要討論的內容資料，事先寄給我及另一位統派的委員，等到達開會現場時，才當場發給，時間上我們根本來不及詳細閱讀要討論的內容，也沒時間充分準備以應對討論，我到現場才知道要討論吳石案的錄名問題，當場令我很納悶，「人權紀念碑」的錄名原則，不是經過幾次委員會討論後已定案，即舉凡人權受迫害者及對人權有貢獻者皆可錄名其上，而吳石案等人都是因反抗國民黨暴政而犧牲的，是對人權有貢獻者，委員會已決議錄上，為何還要討論。
當日委員會上，由於委員大部分是反共反中的「專家學者」，因此我們雖極力反對將吳石案去除，但卻寡不敵眾，在多數暴力下，吳石案被從名單中刪除（註）。
不過，從此次的委員會議中，可以發覺意識形態如何深深作祟在這些反共反中人的邏輯思維裡：
一、人權館在給委員的討論資料中，關於是否排除吳石案的錄名一事，自作主張地向委員提出建議：
「吳君等人位居政府要職，利用職務之權勢，積極蒐集相關軍事情報，將有關台灣軍事國防上部署之重要軍事機密，送往軍事敵對之共方，顯然危害國家安全。」
人權館這樣的思維，就是意識形態作祟下的產物，依其建議邏輯，則當年吳石等人是不應反抗國民黨，不應想推翻國民黨，他們反抗國民黨是危害國家安全，這是何方邏輯？事實是他們反抗專制獨裁的國民黨，是危害國民黨的安全，不是危害國家安全，是對整體國家人民有利的。
二、人權館還引用1998年「補償基金會」不予吳石案補償的理由，是因這些人叛亂「確有實據」。以此建議吳石案應不予錄名，不過「補償基金會」是當年國民黨執政下成立的基金會，站在國民黨的立場，對於吳石等的作為，當然視為叛徒而不予補償，而吳石等人既然是想推翻國民黨，其作為當然是「確有實據」。問題是今日吾人標榜轉型正義，強調人權，對於這些反抗欺壓百姓的國民黨而「確有實據」的人，是否應正面看待才對。
1. 有幾位委員提議錄名與否，應以「與政府政策一致性為考量」，意思是當前政府政策是反共反中，當年這些人也應反共反中，才能被錄名。這又是何方邏輯？現代人反共反中，竟要求70多年前的人也應反共反中，否則不可錄在「人權紀念碑」上，這樣的思維實在有點時空錯亂了。
2. 有委員說：「吳石確為中華民國高階將領，而目前我們仍處於中華民國政府的體制下，建議擱置吳石的錄名」。意思是說，吳石70年前所犯的罪刑，70年後的今天，仍然成立，因70年前70年後我們國家都稱為「中華民國」。這樣的思維還真叫人難以苟同，因現在的中華民國政府，與70多年前的中華民國政府，除名字一樣外，在內涵上是大大不同的。
台灣針對白色恐怖的轉型正義，一直以來都很難掙脫意識形態的束縛，許多專家學者及政府單位，或出於政治表態，或出於主觀認知，都很難真誠地面對當年的歷史，不願展開胸懷，承認當年的共產黨是深受人民愛戴的，是深得民心的，總是以現在對共產黨的敵意，去刻意抹黑當年的共產黨，以致於常常出現匪夷所思的各種論證邏輯。
國家人權博物館是轉型正義的常設單位，肩負人權教育的重責大任，若館方人員也在意識形態作祟下，不能秉持客觀中立的態度，真誠地理解那段白色恐怖的歷史，認知那些為台灣的歷史寫下可歌可泣篇章的烈士們，則台灣真正的轉型正義，仍是遙遙無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