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點投書：人工生殖、代理孕母？ 是滿足人權還是考驗人性？

伴隨著2024年初的選舉結束，台灣的綠、白、藍三大黨都將《人工生殖條例》的修訂列為立法優先事項。2024年5月14日，行政院衛生福利部預告了相關條文的修正草案，其中最大的爭議莫過於「代理孕母制度」。這不僅挑戰了傳統的生母恆定原則，從歐洲議會的角度更是赤裸裸的人口販運(Human Trafficking)。

人工生殖的倫理挑戰

首先，試管嬰兒技術（Assisted Reproductive Treatment 或 ART）是科學上的一大進步，使患有生育障礙的夫妻能實現生育，更是終結了傳統文化中「以不孕為藉口的納妾陋習」。然而，新興科技也帶來了新的倫理挑戰。如：ART對婦女的健康有風險，如排卵藥物使用和妊娠中的其他健康風險（如產前或產後憂鬱症）。減胎手術在高風險妊娠中仍有發生，這涉及另一生命的終止，是人工生殖中的重大倫理爭議。

第二，ART中的取卵過程會對卵子造成物理性傷害，與自然生產相比，人工生殖出生的嬰兒出現天生缺陷的比例顯著較高。這是國家制定《人工生殖條例》時未充分考慮的問題，即生命在ART過程中面臨健康風險的倫理爭議。

第三，《人工生殖條例》中使用非夫妻關係第三方生殖細胞的爭議也值得關注。這不僅存在近親亂倫的風險，更嚴重的是直接傷害兒童的人格健全發展。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第7條第1項規定，兒童有權知道其父母是誰及與父母共同生活的權利。在台灣，使用第三方生殖細胞所誕生的孩子，其得知血親的權利受到法律限制，這相當於國家機構性地對兒童進行欺騙，剝奪他們了解家族遺傳病史和、血緣父母共同形塑人格及繼承其血緣父母財產的機會。

面對倫理的挑戰，我們必須深思，是否僅為滿足成年人的需求，就可以制定法律，賦予他們決定另一個幼小生命未來的權利？法律是否應認可，讓成年人決定一個生命的誕生，是建立在剝奪其與血緣父母共同發展健全人格的機會上？讓生命在出生前就被定奪不平等的命運，是「大惡」。  

結果平等vs.機會平等

爭取修改《人工生殖條例》的一方主張應對每個人開放ART，而不僅限於不孕症患者，這是一種以結果平等為出發點的論述。然而，從社會共同利益的原則來看，國家公共政策應該以機會平等為施政方向，即確保不孕症患者有機會如同其他夫妻一樣生育後代，而非保證每個人都能獲得自己DNA的複製品。

另外，將「男女婚姻的結合」與「同性愛情的結合」以結果平等作出比擬有客觀的矛盾。釋字第748號解釋將其範圍限縮在二人間，即是僅針對於《民法》的「婚姻章」作出解釋、且「不及於其他」(理由書第18段)。這意味著，從憲法的角度，「二人永久親密關係」的範圍並不能夠自動延伸到生孕。從生物科學的角度，生孕需要一位父親和一位母親，兩位相同性別人士可以相愛，但是其生理機能實不同於男女二人，無自然產出DNA後裔之可能。因此以「結果相等」作出訴求實乃是無視兩種組合間的生理差異之論調！

最後，釋字第485號解釋，「等者等之，不等者不等之」的「實質平等」原則已經在台灣的憲政框架中確立多年。這一原則在不同的公共政策中都有所應用，如「青年安心成家政策」過去將申請資格限在20至40歲青年當中，雖然意味著大齡國民不在受惠範圍內，但社會是可理解幫助青年世代的利益。「女同志伴侶」提出使用輔助生殖「技術」之訴求，但其「不孕癥結」乃係少了「男性的生殖細胞」。這和不孕症夫妻的生理障礙是截然不同的，後者治療上多不需使用第三方的生殖細胞。若人工生殖制度非要追求「結果平等」不可，即國家制度豈非要保證任何想生小孩的單身男女都可以生小孩？

以目前的科學「代理孕母」是唯一的途徑。這是否意味著社會必須以公共政策及經濟手段去「誘惑婦女」涉入健康風險中呢？ 「出租子宮」有極高的道德爭議，外國有非但代理孕母因健康因素墮胎而面臨民事求償，更多有要求代孕者於發現新生兒的生理缺陷後離棄，此議題之倫理爭議實在非同小可！

2024年4月24日歐洲議會以壓倒性多數通過了將「代理孕母」列入人類販運的法律規範中，此決議得到563票贊成、僅僅7票反對，顯示無論屬於政治光譜上的左派或右派，對於「代理孕母」這項議題都使採取強烈譴責的態度！在台灣，大量的棄嬰被收養到國外，我國的收養成功率也相對較低。面對諸多等待家庭的孤兒，台灣人民宜鼓勵收養才是最美的回應行動。台灣作為一個堅持民主和人權的社會，應當領導亞洲，甚至全球，在抵制將婦女生殖當作可交易的不道德行為上，發揮表率作用。我們必須堅定不移地支持收養制度的完善與強化，為那些需要家庭的孩子提供一個更安全、更有尊嚴的生長環境。在此，我們呼籲台灣政府及所有社會力量，認清代理孕母實踐的風險與挑戰，保護我們社會的道德底線，確保台灣繼續作為人權的堅定捍衛者！！！ （相關報導： 風評：台灣真心錯付民進黨！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台灣家長守護婦幼權益協會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