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in Huangsheng 16歲那年背井離鄉進廠打工時，曾憧憬可以在城市裡過上更好的生活。
如今，40歲出頭的她欠下了4萬美元的個人債務，每月的基本工資為400美元。討債人對她窮追不捨。她還被禁止購買中國高鐵車票。中國政府正對失信欠債者施加越來越多的懲罰，禁乘高鐵只是其中之一。
Qin只能乘坐老舊的慢速列車，她有時看著其他乘客會想：「我一上車，心裡就會想會不會都是跟我一樣的失信人。」
肩上的債務負擔再加上針對失信人的懲罰制度，讓中國各地的很多欠債者倍感壓力。中國政府正打擊拖欠債務者，具體做法包括划扣他們的工資，或限制他們進入政府部門工作，以及限制他們乘高鐵、飛機出行等。許多拖欠債務者被禁止購買高額保費的保險，並被告知不能去度假或住高檔酒店。如果他們不遵照執行，有關部門可以拘留他們。
政府公布的失信被執行人名單上的人員數量自2019年底以來大增近50%，已達830萬人。如果有人不履行裁決拒絕償還債務，或者被認定不配合法律程序，法院可以將其列入這個黑名單。
不同於美國的情況，中國不允許大多數人宣布破產以勾銷壞賬、繼續自己的生活，包括那些遭遇了一連串厄運的人；一些中國學者正批評這一政策不公平。
中國家庭債務總規模在過去五年裡激增了50%，現在達到了11兆美元左右。雖然這低於美國家庭17.5兆美元的債務規模，但對於一個居民收入遠低於美國的國家來說，這個數字還是很大的。
在房價下跌、通貨緊縮風險與日俱增、失業問題持續構成挑戰的情況下，中國領導人迫切希望讓民眾擴大消費。但是，用來償債的錢每增加1美元，可以用來購置新衣服或度假的錢就會少1美元。而拖欠債務可能受到的懲罰正讓許多家庭在用錢方面變得更加保守。
中國政府周二公布，第一季度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成長4.7%，低於GDP 5.3%的增速。在許多民眾縮減開支之際，中國政府正優先推動製造業和出口，而這一戰略正在加劇中國與西方的貿易緊張關係。
許多中國消費者面臨財務壓力之際，包括蘋果公司（Apple）、雅詩蘭黛（Estée Lauder）和通用汽車（General Motors）在內的西方公司紛紛公布在華銷售疲軟。
中國官員沒有回覆記者有關徵信黑名單制度的問題。中國政府先前曾表示，徵信黑名單只針對那些有償還能力但拒不償債的人。
中國個人債務激增的背後
根據房地產研究公司中國指數研究院（China Index Academy）的數據，2023年掛牌出售的法拍房數量上升43%，至約40萬套。
個人債務增加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因為隨著經濟停滯不前，越來越多的人使用信用卡或動用個人信貸額度來應付開支。
許多經濟學家表示，中國不太可能很快發生美國式的金融危機。政府對國內銀行系統的控制意味著，政府可以在緊急情況下吸收損失和注資。在過去兩年裡，家庭債務也基本處於平穩階段，許多人優先考慮使用額外現金償還債務，而不是購物或投資股票。
儘管如此，對中國領導層來說，個人背負巨額債務的情況普遍存在仍是個問題。
芝加哥大學（University of Chicago）經濟學家Amir Sufi表示，家庭債務激增往往會給宏觀經濟帶來不利影響，即使在沒有發生金融危機的情況下也是如此。中國不可能輕而易舉解決這個問題。「一旦這個周期開啟，通常就漫長而痛苦，而且難以預測何時結束，」Sufi說。
對借款人十分嚴厲的制度
多年來，中國一直試圖提高個人消費，以減少中國經濟傳統上對基礎設施和房地產增長的依賴。中國的銀行每年發行數千萬張新信用卡，未償還餘額在2018年至2023年期間猛增50%，增至遠超1兆美元的水平。隨著支付寶和微信等私營技術應用的數位支付系統迅速普及，這些應用軟體也開始幫助消費者獲得貸款。
但是一旦欠債不還，一個人的收入就可能被國家劃扣以償還債務，債務人只能靠微薄的限額基本生活費勉強度日。
一名38歲的男子向廣州的法院提出申請，要求將他的生活費限額從每月9,500元提高到1,2000元，相當於約1,600美元，以幫助支付一個新生兒的費用。法庭記錄顯示，法官在去年年底駁回了他的請求，並得出結論認為他的限額應該減少近40%，因為他已經拿得太多了。
為黑名單上的人提供服務的黑市已經出現。在一起案件中，上海有關部門破獲了一個黃牛黨集團，他們替被禁止自行購買高鐵票的債務人訂高鐵票。據當地一家法院稱，2021年初，有關部門追蹤到一名使用該服務的債務人，並將其拘留。
現行制度優先保護債權人，通常是強大的國有機構，不顧陷入困境的個人需要幫助的情況。研究這一問題的學者表示，中國迫切需要一個全國性的個人破產制度，通過迫使債權人和債務人共同分擔貸款壞賬的代價，實現領導人習近平的目標，使中國變得更加公平。
曾就破產政策向政府提供建議的學者李曙光去年夏天在中國一家雜誌的線上評論文章中寫道：「個人破產制度是實現財富再分配的機制。」
反對者認為這種制度只會鼓勵更多的人逃避債務，這些反對者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該問題的進展。
一個女人的坎坷經歷
對於曾在工廠當工人的Qin來說，唾手可得的貸款反而使她命途多舛。
1999年，年僅16歲的她離開中國南方農村的老家，乘坐紅眼客車去了香港北邊的製造業中心東莞，那裡又髒又亂。
她的父母都是農民，無力為她繳納不到15美元的中考報名考試費。她決心自食其力，在拖鞋廠和金飾廠找到了工作。
賬單付清後，她說她試圖註銷這張信用卡。但銀行工作人員告訴她，可以留著以備不時之需。
她的事業蒸蒸日上，並最終搬到了廣州。她說，到2010年，她已在一家為房地產項目提供消防安全設備的公司負責投標工作。在房地產繁榮時期，她賺取了豐厚的佣金，積蓄穩步增加。
後來房地產行業放緩，她就轉行了。她認識的一個人參與了一家新創公司的工作，該公司當時在開發的軟體可幫助小企業主收集微信數據，從而產生更多的客流量，幫助他們開展營銷活動。
她說，她將大約15萬美元的個人積蓄投到了這家公司。
這家初創公司試圖使這個軟體走上正軌，期間迅速花光了她的初始投資。她說，之後她同意開始將公司的部分開支，包括辦公用品、房租和員工工資，用她自己的信用卡以及通過微信和支付寶獲得的個人信用額度，來支付這些開銷。
她說，公司的街頭推廣受到了熱烈歡迎。但在新冠疫情暴發後，前景變得黯淡。
這家公司的困境讓她背上了相當於數萬美元的債務。討債者的電話轟炸成了家常便飯。
在無法選擇破產的情況下，她認為找份新工作是擺脫困境的唯一出路。
她說，只要還活著，有生命在這裡，就還可以努力掙回來。
這條路上出現了意想不到的困難。2021年，在準備前往廣州東北700多英里處的上海出差時，Qin意識到自己沒辦法坐高鐵，因為買高鐵票需要出示政府發放的身份證件。她選擇了坐慢車，後來她也辭去了那份工作，一定程度上是因為該乘車限制導致她沒法幹這個工作。
當地官員沒有回應有關Qin的遭遇的問題，《華爾街日報》（The Wall Street Journal）無法核實她所說的一些細節。
如今，Qin正在廣州以南佛山的一家店裡賣中藥。她每月基本工資合400美元左右，要還清債務十分困難，但她說，到目前為止，她設法償還了兩張信用卡，還剩約4萬美元沒還。
Qin設法保持樂觀，希望隨著中國人口老齡化的到來，藥品會有大量需求，讓她有機會拿獎金，甚至有可能自己開店。儘管如此，她還是不得不千方百計賺錢來還債。
目前的工作需要Qin通過微信數位錢包向顧客收款。但她說，自2022年以來，她賬戶中的這一功能被凍結了好幾次，只好求助家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