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縣城郵局門前的報攤上讀到這條消息的。那年整整一個春夏，特別是春夏之交的日子，我已經養成了每天下午騎自行車出門，到報攤上等候新消息的習慣。北京沒有動靜，倒是臺灣傳來了新聞。
一、悲情入心
記不清是在一冊類似《大眾電影》的雜誌上，還是在一張類似《參考消息》的報紙上，我讀到了《悲情城市》獲獎的消息，比中國人第一次拿到金獅獎更讓我震驚的是有關這部電影的介紹：1947年，為反抗國民黨政權的獨裁，臺灣爆發了大規模武裝暴動，史稱「二‧二八事件」。國民黨出動軍警鎮壓，死者將近三萬人。臺灣導演侯孝賢在影片中通過一個林姓家庭的命運，第一次描繪了臺灣人民的這一反抗事件。
《悲情城市》的介紹還沒有讀完，一片殺氣已經上了我的脖頸。大陸上演的政治事件剛剛過去，海峽對岸的臺灣卻已經將「二‧二八事件」搬上了銀幕。很多年後，有一次和戛納電影節主席雅各布聊天，他的一個觀點讓我深以為是，他說：偉大的電影往往都有偉大的預言性。1987年臺灣解嚴，1988年蔣經國逝世，1989年《悲情城市》橫空出世。能有什麼電影會像《悲情城市》這樣分秒不差地準確降臨到屬於它的時代呢？這部電影的誕生絕對出於天意，侯孝賢用「悲情」來定義他的島嶼，不知他是否知道這個詞也概括了大陸這邊無法言說的愁緒。僅憑這個動盪的故事和憂傷的片名，我把侯孝賢的名字記在了心裡。
黃昏時分一個人騎著自行車回家，對《悲情城市》的想像還是揮之不去。那天，在人來車往中看遠山靜默，心沉下來時竟然有種大丈夫立在天地之間的感覺。這是我第一次看到「悲情」這個詞，這個詞陌生卻深深感染了我。就像十二歲那年的一天晚上，父親帶回來一張報紙，上面刊登了廖承志寫給蔣經國的信，在中學當語文教師的父親看過後連聲說文筆真好，他大聲給我們朗讀：「經國吾弟：咫尺之隔，竟成海天之遙」，從小接受革命語言訓練的我們，突然發現我黨的領導人在給國民黨反動派寫信時恢復了舊社會語言，他們在信裡稱兄道弟，談事之前先談交情。這讓我對舊社會多了一些好感，政治人物感慨命運悲情時用了半文半白的語言，「咫尺之隔，竟成海天之遙」這樣聽起來文縐縐的過時語言，卻句句驚心地說出了命運之苦。這語言熟悉嗎？熟悉。這語言陌生嗎？陌生。是不是臺灣島上的軍民到現在還用這樣的方式講話？
1949年，「舊社會」、「舊語言」、「舊情義」都隨國民黨政府從大陸退守到了臺灣，出生在「新社會」的我，此刻為什麼會被「悲情」這樣一個陌生的詞打動？對，這是我們深埋心底，紅色文化從來不允許命名的情緒。就像看到侯導的名字，「孝賢」二字總讓我聯想起縣城那些衰敗院落門匾上，諸如「耕讀之家」、「溫良恭儉」的古人題字。我隱約覺得在侯孝賢的身上，在他的電影裡一定還保留著繁體字般的魅力。 （相關報導： 好文嚴選：為什麼賈樟柯挨駡而侯孝賢封神 ｜ 更多文章 ）
再次聽到侯孝賢的名字已經到了1990年，那一年我學著寫了幾篇小說，竟然被前輩作家賞識，混進了山西省作協的讀書改稿班。改稿班的好處是常能聽到藝術圈的八卦傳聞，當時沒有網絡更沒有微博，文化信息乃至流言飛語都靠口口相傳。有一天，來自北京的編輯沒給我們上完課就匆匆離去，說要趕到離太原一百二十里的太谷縣看張藝謀拍《大紅燈籠高高掛》。出門前編輯丟下一句話：這電影是臺灣人投資的，監製侯孝賢也在。我搞不清楚監製是種什麼工作，但聽到侯孝賢的名字心裡還是一動。原本只在報紙上讀到的名字，現在人就在山西，離我一百二十里。我想問北京來的編輯能不能向侯孝賢要一盤《悲情城市》的錄像帶，話到嘴邊卻沒有出口，就連自己都覺得這個請求太幼稚。那是對電影還有迷信的時代，一百二十里的距離遠得像是在另外一個星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