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女人而言，如果人們使用這個詞彙時只是可能將她們概括進去，而不是同時想到她們，那麼這樣是不夠的。
一隻眼注視過去的國家是英明的，
兩隻眼都看向過去的國家是瞎子。
——北愛爾蘭貝爾法斯特一面牆上的刻印文字
語言同樣會影響我們當下的認知。某些語言（如德語或西班牙語）的名詞在語法上有性別之分，「橋」在德語中是陰性，在西班牙語中是陽性。這也進一步將真實的橋性別化了：在德語中，「橋」被視為「美麗」、「優雅」、「脆弱」、「和平」、「漂亮」及「修長」，而西班牙語則經常以「巨大」、「危險」、「強壯」、「穩固」及「有力」等詞彙來形容它。
反之，許多其他語言（如印尼語、土耳其語、日語、芬蘭語或波斯語）並沒有特定性別的代名詞，也就是說，沒有「他」、「她」或「它」。認知心理學家蕾拉．布洛迪斯基（Lera Boroditsky）曾描述一次和印尼語母語者的對話，當時兩人以印尼語談論布洛迪斯基的一位朋友。與布洛迪斯基對談的人並不認識她的這位朋友，在對話中問了各種關於這個朋友的問題，但是直到第二十一個問題才問起這個朋友是男還是女。
這讓布洛迪斯基驚訝萬分，她的對談者可以在整個談話過程中都不知道一個人的性別。你呢？你能夠聽著一個人的故事，並提出問題，卻克制住想知道這個人的性別的衝動嗎？
澳洲北部的庫克薩優里（Kuuk Thaayorre）人的語言在對空間和時間的認知方面尤其特別。在庫克薩優里語中沒有「左」和「右」這種字彙，而是以方位取代，譬如：「在你的西北臂上有一隻螞蟻」或是「你可以把杯子往南南東移一些嗎？」庫克薩優里人四、五歲時就能在密閉的室內空間中精準地指出方位。當兩個庫克薩優里人碰面時，他們在問候的同時就會問對方去哪裡，說話的雙方在聊天時便會持續指出方位，這個在他們語言裡既基本又再自然不過的元素。布洛迪斯基在嘗試學習庫克薩優里語的過程中經歷了以下的事情：
我在那裡有個很酷的體驗。我嘗試保持方向感，因為這裡的人覺得我缺乏方向感是件很蠢的事，這很傷人，所以我試著記住哪條路通往哪裡。
有天我和他們一起出門，而我就只看著地上。這時我突然發現自己的腦中跳出一扇新窗戶，我彷彿走在一個我正鳥瞰著的景觀中，而我是一個穿梭其中的小紅點。當我轉過身，小窗戶就停在那個景觀不動，但是它仍在我內在的眼睛前轉動著。然後⋯⋯我心想，噢，這可簡單多了。現在我可以記住方位了。
當布洛迪斯基對一個庫克薩優里人說起這個對她而言相當奇特的經驗後，他笑了起來，還問她，要不然一個人要怎麼在這個世界上找到方位？ （相關報導： 黃星樺：身為女性主義者，我們每天都在面對電車難題 ｜ 更多文章 ）
藉由其文法結構、法則和規範，我們的語言不僅影響我們對空間的認知，也影響我們對時間的認知。你怎麼看待時間的流逝？假如我請身為德語母語者的你將一個人從出生至老年的圖像依時間順序排列，你可能會將它們從左排到右。在德語和所有拉丁語系語言，我們從左到右讀寫，所以我們對時間的認知也是如此。希伯來語或阿拉伯語使用者則正好相反，他們可能會從右排到左。那麼庫克薩優里人會如何排列圖像呢？答案是：有時從左到右，有時從右到左，有時從前面到後面，有時從後面到前面，端視他們當時所坐的位置。對庫克薩優里人而言，時間從東邊流向西邊；如果他們朝北坐，他們便會將圖像從右到左排列；如果他們朝南坐，他們便會將圖像從左到右排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