閱讀這樣一本立場糾結的女性主義書籍，我慶幸我不是獨自糾結著這些問題。
我相信任何認同過、實踐過女性主義的人大概都會同意，女性主義是一項艱難的事業。對我來說，女性主義之所以艱難，那是因為有太多時候，我們必須要面對顧此傷彼的兩難處境。我說的不是「顧此失彼」，而是「顧此傷彼」。意思是，當我們想要改善某一群人的處境時，往往會在不經意之間，傷害到另外一群人。
在今天的巴西，有一位相當知名的女權運動家，叫做Maria da Penha。她在1980年代的時候，曾經多次被她的丈夫嚴重毆打，導致下半身癱瘓。後來Maria da Penha得到了巴西的女性主義團體的支持和協助，在她們的倡議之下，巴西在2006年通過了一項反家暴的法律，而這項法律正是以Maria da Penha的名字來命名的，一般叫做Maria da Penha Law。根據這項法律，當家暴案件發生時，法院必須成立專門法庭來審理，並且法院可以要求拘提家暴當中的相對人，最長可以達到三年。
在大多數反對家暴的人（包括我）看來，這似乎是個滿不錯的措施。可是，當這項法律實施後，有些學者就發現事情不太對勁。因為雖然實際的家暴數量很可能並沒有減少太多，但家暴案件的通報數量卻顯著地減少了。這是因為有很多貧窮的巴西女性雖然受到丈夫施暴，但與此同時，丈夫的收入，卻是她們和孩子最主要（有時甚至是唯一）的經濟來源。她們害怕失去丈夫的收入，於是反而更加不敢報警。
換言之，身為女性主義者，我們必須面對的不僅僅只是「法律應不應該對家暴者加重懲罰？」這一類的問題而已。事實上，我們更經常面對的其實是「我們是否要以最底層、最貧困的一群女性的福祉為代價，加重對家暴者的懲罰？」這一類的問題。在太多太多的情況底下，女性主義都是很容易顧此傷彼的。這就是我所謂的「身為女性主義者的艱難」。
交織性：當多重弱勢的身分交會
如果你也曾感受到這種顧此傷彼的兩難，那麼你絕對不是孤獨的。女性主義哲學家Amia Srinivasan在她的近著《The Right to Sex: Feminism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一書裡，便深入討論了女性主義者的這種兩難處境。在這部面向普通讀者的文集裡，Srinivasan從近十年來進入到公眾視野當中的多起性別時事出發，帶領讀者回顧相關議題的公共論戰史和學術論戰史，並且重新思考女性主義知識傳統裡的那些又老、又大、又難的「老大難」問題。
在書中，Srinivasan多次引用「交織性」（intersectionality）這一概念，來試圖梳理女性主義知識傳統裡許多延續數十年的艱苦論戰。 （相關報導： 沈意卿：抵抗、報復與真實──安妮．艾諾的女性書寫 ｜ 更多文章 ）
「交織性」這一概念，最早是由美國的黑人女性主義者Kimberlé Crenshaw所提出。在1980年代的時候，身為法學教授的Kimberlé Crenshaw發現，當時的美國雖然已經擁有反性別歧視的法律，也擁有了反種族歧視的法律，但是當一個人同時處在性別上的弱勢地位（例如身為女性）和種族上的弱勢地位（例如身為黑人）時，他／她卻很可能既無法受到反性別歧視法律的保護，也無法受到反種族歧視法律的保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