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國會議員，參眾兩院加在一起有七百多人。在日本的自民黨中，有一百人左右的派系，在歷史上只出現了兩次。一個是竹下派，曾經出過四個首相。另外一個就是安倍派。
如果派系大的話，就意味著老大要向企業界募款找錢、照顧並培養小弟一步步往上走，責任也更大，所以說只有非常有能力的政治人物才可以養得起。
日本的派系之所以如此複雜，是因為過去採取的中選舉區制度造成的。比如自民黨在同樣一個選區，如果只派一位候選人的話，不一定會選上，因此要派出複數個候選人才有可能成功當選。結果是出現黨內競爭，你的候選人多一票，我的就少一票。每個候選人都有自己的老大，所以中選區的複數人選就會形成派系。
另外，日本自民黨內部的派系有一個習慣，在每週的固定一天一起吃中飯，因為吃飯時間相同，所以你到我的派系來吃飯，就無法去別的派系。久而久之，大家慢慢熟悉，一起討論、商量，一起提案，就變成該派系的政策。
雖然一九九六年改成小選區制度，但是派系多年的傳統遺留到今天。然而在小選區時代，派系之間的移動開始增加，而且變得日益頻繁了。我想台灣也有類似的情況。
派系的另外一個功能是爭取自己的大臣入閣。比如自民黨七個派系，執政組閣後現在有二十個大臣位置，就是一個派系分三個。安倍派最大、人最多，給你五個大臣的位置。其他派才十幾個人，就給你一個大臣的位置。協商分好之後，大家都有機會。
這某種意義上，是日本政治秩序的表現。一個派系內誰來入閣，也遵循一種秩序。比如說某派系一共有二、三十人，分到兩個大臣的名額。你如果說，「我是新來的，我剛當選」，那對不起，你只能慢慢排隊。如果某人已經當選五次，有十年以上經驗，才有當大臣的資格。可是有這種資格、但沒當過大臣的有五個人，那該派系的責任人就跟首相協調解決這五個人的問題。
一般是當選國會議員五任以後，才能當大臣。當選七次以後，才能當重要的大臣，例如外務大臣、財務大臣。當選十次以後，如果形象好、口才也好，又沒發生什麼大問題，你才有資格競選首相。
要在日本當首相，首先要是國會議員。從國會議員到首相的過程，日本叫做「雑巾がけ」，就是拿著抹布趴在地板上，一條一條的把地板擦乾淨。日語中還有一個詞來形容最底層的議員，叫做「陣笠」，是戰國時代武士的最低級。你從陣笠開始，一點點熬到部會長，先讓你在黨內歷練，然後再到政府部門去歷練，慢慢再提拔你當副大臣、大臣。這既是論資排輩，但也是某種秩序吧。
雖然也有非常個別的明星，會在剛當選議員一兩屆後就去當大臣，但在日本很少出現像柯文哲、韓國瑜、蔡英文這樣突然崛起的情況。這是總統制和議會內閣制的不同。內閣制追求的是平穩政治，個人魅力相對不重要。
另外，我感覺台灣的官僚系統，出自政治任命的特別多，因此換一個人以後，政策、風格就完全不一樣的情況較為多見。比如台北市，市長從柯文哲換成蔣萬安後，用人、做事風格應該就完全不一樣了。但在日本，換一個東京都知事的話，官僚系統基本沒什麼變化。
但是在台灣，「官威」就會相對很大。你要認識某部長，打個電話，問題就很容易解決。這種情況在日本幾乎不會發生，基本上每個人都是公事公辦。
回到政黨派系。台灣的民進黨內部雖然也有派系，跟日本有一點點相似，但是原則上還是不一樣的。在台灣，我的觀察是，要不停地轉換跑道去選舉。基本上我看民進黨的市議員都想轉當立委，立委都想當市長，會殺得血流成河。六都的市長當完以後，都想當院長，當完院長以後，都想當總統。這種情況日本幾乎沒有。
日本的市長是沒有連選限制的，所以市長經常是做十六年。長達二十年或二十四年的也經常有，一直做到退休的也很多。這樣的體制非常適合推行捷運、機場等大型市政建設。
但在台灣當市長的話，每個人都知道至多八年。所以台灣很多城市都沒有捷運，一般公共交通系統也不發達。憑什麼我種樹，別人摘果子？尤其是遇到藍綠政黨的對立，在這樣的心態下，台灣政治人物最愛做的事情是舉辦嘉年華、放煙花、請歌手演唱，長期的市政規畫基本上很少見。 （相關報導： 吳典蓉專欄：柯文哲憑什麼選總統？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日本媒體人，《產經新聞》台北支局長，本文選自作者新作《矢板明夫的台日大比較：台灣＋日本除以二，說不定更好》（八旗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