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反綏靖陣營想要什麼，那就是安全保障。 怪不得他們經常提及那些已經被認為是不言而喻或眾所周知的事情，連「小學生都知道」。 而在今天被認為是不言而喻的所有事情中，「綏靖政策」佔據了一個獨特的位置，好比提供了現代歷史動盪風雲中的羅盤針或定位器一般。與指北針不同，這具奇妙羅盤針的功能，在於協助人們隨時隨地，以回歸二戰，回歸冷戰等「榮歸美利堅」的故事大綱，定位自己。
縱容右翼跨國勢力才是戰爭浩劫的溫床
然而，台灣有多少人知道「綏靖」當年的真相？早在 1980 年代末年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歷史學者瓊斯(Mark Jones)指出，「綏靖」作為歷史敘述的意義，主要在於遮掩西方國家曾經助長法西斯勢利的真相。這些國家(當時還是帝國)，特別是英國與法國，還有美國的外交政策，從十九世紀末年起以反左為基軸，它們寧可與極右勢力締結聯盟去對付社會主義的蔓延，卻死不願與左派勢力團結共同打退法西斯的浪潮。1937–1939年間不斷努力在《國際聯盟》架構內湊合反法西斯國際連線的蘇聯，一再受到英、法的阻擋並吃上閉門羹一事，根據瓊斯的判斷才是希特勒順利發動戰爭的主因。換言之，所謂「綏靖」的歷史教訓並不是「姑息威權，後患無窮」，而是「縱容右翼的跨國勢力才是戰爭浩劫的溫床」。反過來看，假設將「綏靖」反而定義為「姑息威權」的代名詞，這就形同將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華爾街的金融勢力，二戰前積極扶持並成全德國與義大利法西斯勢力崛起，二戰後又轉而刻意將曾為納粹的將領、情治人員、科學家、企業家與幫派分子納入美利堅全球治理團隊，共同執行一次又一次左派大屠殺的歷史記憶壓抑並刪除。這個過程中台灣在國際上曾經扮演了什麼角色，今天的台灣人難道都忘光了嗎？或者說，因為那些見不得光的事情大半都發生在台灣以外、邊境另一邊的地方（例如、瓜地馬拉與巴拉圭等國家），所以根本不用納入「轉型正義」的範圍？！
歷史記憶被如此扭曲的結果就是讓「綏靖」所暗示的榮歸幻覺成為理所當然卻自欺欺人的謊言。更糟糕的是由此產生的冷戰思維往往被轉換為全球製圖學的原理，就好像「自由」自成一個獨屬邊界一邊的「陣營」，或者更準確地說，就好像邊界才是自由的象徵與保障，因此必須將邊界武裝到爆，動員社會上下去對「外」保衛邊界，對「內」制訂口徑一致的「共識」信條並撻伐信條上「脫隊」分子。誠如尼爾森與梅札德拉指出，邊界就是自由主義政治哲學「不對稱性」(asymmetry)的起點，甚至是其眾多雙重標準與自欺欺人的歷史謊言的泉源。孰能忘記，當年蔣介石所做的一切，口頭上都還不就是為了「自由」的理念？儘管今天都認為他當時所謂的「自由」只是個騙局也並不代表「威權主義」的因素已經從我們的「自由」理念與社會實踐中消失了。
事實上，反綏靖陣營對未來沒有任何想法。 就像他們當中秉持受害國族主義論者對台灣國的全部想像是樹立在回歸式的身分政治一般，他們對於未來轉型的願景只有荒腔走板的現代化理論與榮歸美利堅治世的鄉愁罷了。
無論人們對《反戰聲明》的四項要求提出何種批評，我們都必須承認，作者大膽地嘗試撇開以回歸為大綱的歷史謊言，清醒地面對未來一事是一次十分了不起的突破。遑論，在台灣這塊曾經於「自由陣營」受訓數十年的土地上，發出如此格格不入的聲明，十分罕見。
《反戰聲明》從轉型的願景，而不是從回歸的幻想著手，呼籲我們發展出一套不同的價值優先順序，以不再含糊拖延的堅定立場，在當下立即開始大膽地迎接未來的挑戰與契機。根植於那套價值觀的社會，是不會像現在的社會這樣，以壓制異識的武裝共識與各式各樣的陰謀論，去遮掩以戰爭為「轉型管理」優先選項的思想貧困。
如今連象徵新自由主義債務經濟霸權的麥肯錫公司都承認俄烏戰爭確確實實地打亂了世界能源轉型的近程展望。能否創造嶄新的轉型願景，當然不能將希望寄託於棄守環保理念、擁抱「現實」，棄守主體性、擁抱小跟班角色，棄守未來、擁抱回歸的政客們。
至於台灣的轉型如何實現，這點有超出本貼文可以討論的範圍。年底前即將問世的拙作 —《魅影轉型：美利堅治世下台灣共識與區域研究的信條》一書有更詳盡的討論，敬請期待。 （相關報導： 張馨文、郝柏瑋觀點：面對戰爭，我們可以設計怎麼樣的「民主課」？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里昂三大教授兼巴黎十大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