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兩週讀了四位台灣資深學者《反戰聲明》的數十條回應文，難免讓人感覺到，石之瑜有關台灣缺乏主體性思考能力的觀點，最後受到了強烈的驗證。根據石教授的判斷，阻礙台灣青年——也就是說，那些站在第一線、將被要求實際參戰的對象——去營造自身反戰立場的因素，主要是主體性這一帶動思考能力關鍵因素的全面缺乏。石教授如此的論斷有多麼諷刺，可想而知。畢竟，「主體性」這個字眼在過去三十年裡的用法相當特殊。在聽起來很「哲學」卻一點都不哲學的條件下（長話短說，「主體性」成為台灣政治詞彙流行語，就是完全刪除了哲學界對「否定性」與「主體的分裂」等傳統命題的結果），該詞扮演了台灣受害國族主義論述當中慾望的對象，成為眾人嚮往並捍衛的價值。然而，石之瑜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戳破了受害國族主義的鄉愿情結，揭穿了「台灣共識」主流底下，公共論述嚴重衰微的暗潮。
《反戰聲明》更新「思想火星塞」
正值此時，四位學者拋出《反戰聲明》，恰好可以視為一次思想火星塞煥然一新的動作，旨在重新發動主體性思考的引擎。
雖然筆者認為《反戰聲明》有許多值得商榷，甚或批評之處，但與四位學者所展現的勇氣、智慧和魄力相比，那些批評實在微不足道。反過來看，能夠讓四位專業知識人以共體時艱為出發點，卻達成與主流「共識」格格不入、深具精湛理性思考的共同觀點，進而不畏懼巨大的社會輿論壓力去加以公布於世，無論在思想實踐上還是在實質內容上，都是一次主體性的示範與突破，叫人五體投地並佩服不已！本著如此欽佩的精神，筆者希望從思想的面向來貢獻一篇短文，以期凸顯《反戰聲明》作為「思想火星塞」的歷史意義。
一言以蔽之，《反戰聲明》在思想上最大的意義便在於它對於未來轉型的重視。
以上這點在第四項訴求中，尤為明確：「4）國家預算用在民生社福與氣候減緩而非投入戰爭軍武。」毫無疑問，這項訴求及其附設的具體說明，就都是一次義不容辭面向未來的典範。舉例來說，將地球暖化程度限制在2015年巴黎協定「遠低於（相比工業化前） 2C」的水準以內，根據科學家的說法，可能僅剩20年的時間，遑論從目前零進度的悲慘狀態來看，連2.5C災難性的門檻以下的機會都很難保證。換言之，就是在未來十幾年內，人類有意無意之間，將會做出一次重大的「集體決定」。就「主體性實踐」而言，我們實在很難想出影響比這更深遠卻落實更難以實現的議題吧。 （相關報導： 張馨文、郝柏瑋觀點：面對戰爭，我們可以設計怎麼樣的「民主課」？ ｜ 更多文章 ）
想要瞭解如此的集體決定到底有多困難，只要聽聽德國綠黨領袖兼時任德國政府外長貝爾伯克(Baerbock)2023年2月的發言，即便能掌握：「我們並不想要這場戰爭。我們並沒有選擇這場戰爭。（我們德國政府）更願意把我們的每一滴精力和每一分錢都用在修復我們的學校、對抗氣候危機並加強社會正義上。」以環境保護為創黨第一議的綠黨領袖，竟然可以輕易地將迫在眉睫的環保議題降級並「暫」擺一邊，這種作法與氣候變遷主兇石化工業那樣長期雇用公關公司去改善石化工業公共形象並操縱科學以符合該部門的利益一事，有什麼本質的不同呢？將昨天早就該做的事情推遲到明天，總是可以找到壹萬個「理由」去說服自己。如此這般的「天才」，行銷界也層出不窮。最崇高的理想如果只在陽光燦爛、鼓掌滿堂、一切都順己時才適用，那麼政客連沒有良心的推銷員都不如。一旦氣候危機的現實抵不過其他各種「現實」來得重要的時候，結果注定導致當前最急迫的集體決定，就這樣被全權委託給那些「現實」背後的利益勢利去擅自「處理」。屆時，有什麼「主體性」可言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