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黃埔軍校同時籌辦，由共產黨員主持的國民黨中央「農民運動講習所」，也在黃埔軍校創立後十七天成立，第一屆畢業典禮時，孫中山蒞臨訓話，期勉學員到鄉村推行耕者有其田政策。「農民運動講習所」除了進行以國民革命為中心內容的政治教育外，也施行軍事訓練，使學員畢業後能指導農民組織自衛軍，並成為領導者，因此農講所堪稱是共產黨的黃埔軍校。1926年5月起，毛澤東擔任所長，將農講所的教育訓練推廣到全國。
十九歲的李友邦在中國革命的關鍵轉折點來到廣州，一次孫中山到黃埔軍校視察時，發現這位來自台灣的青年聽不懂國語，經用日語互相交談後，對李友邦大為賞識，特別指示他每周日到廖仲愷家學習國語和革命理論。此外，李友邦黃埔軍校還未畢業即在孫中山的支持下，在廣州組「台灣獨立革命黨」，並擔任黨主席，建黨宗旨為：「團結各族人民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在台灣的一切勢力，使台灣脫離日本的統治而返回祖國。」對一位為反日而到大陸參加革命的台灣青年來說，這原本是一個千載難逢的機遇，但也意外地將李友邦推上中國革命的風口浪尖，終其身被捲進國民黨左、右派，及國、共兩黨鬥爭的漩渦裡。
1925年（民國14年）孫中山逝世後，國民黨左、右派鬥爭檯面化
1905年孫中山在東京創辦同盟會時，「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四句誓詞中的「平均地權」，就被他出身富裕仕紳和地主家庭的追隨者所質疑。即使是辛亥革命建立共和後，他的「三民主義」還只是理想和口號。俄國十月革命成功後的新經濟政策，被孫中山視為是他民生主義的俄國版本，甚至說「民生主義就是共產主義」，作為他聯俄容共的理論基礎。
儘管孫中山和他的多數追隨者雖然不支持馬克思主義裡的階級鬥爭理論，但戴季陶、胡漢民、朱執信、廖仲愷等確實是從國民黨的立場出發，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和均富的理想，並且聲明中國古聖先賢早已提過類似的主張。共產黨人將國民黨內可以結盟的對象視為左派人士；反之，則被他們劃分為頑固的右派份子。
1924年10月，倒戈將軍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迎接前總理段祺瑞回京出任中華民國政府臨時執政，並通電邀請孫中山北上共商國是。孫中山令胡漢民代行大元帥職權，於12月31日抵達北京，但卻於隔年3月12日病逝於協和醫院。孫中山北上前，在俄國顧問鮑羅廷的運作下，共產黨人在國民黨內幾乎控制了所有的重要黨職，尤其是招募黨員和組織群眾有關的部門，鮑羅廷成為國民黨的幕後獨裁者。
孫中山去世後，鮑羅廷相中野心勃勃，比胡漢民少四歲，比蔣介石大四歲的汪精衛繼承孫中山為國民黨領袖。他們巧妙地在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通過決議，取消大元帥府，並成立國民政府取代之，以國民政府主席為國家元首，再由中央政治委員會選舉汪精衛為國民政府主席，形同是一場針對胡漢民代理大元帥的政變，胡漢民被貶為新政權底下無外交可辦的外交部長。很多悲憤的國民黨元老因此離開廣州，他們和其他全國各地的右派黨員，訴求反共以重新奪回權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