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3月李友邦自杭州返回廣州，參與成立反日團體「廣東台灣革命青年團」。一個多月後，蔣介石發動清黨，國民政府廣東當局認定「廣東台灣革命青年團」是左傾團體，強令解散並縱容日警在中國領土上逮捕該團的主要領導人林文騰、張深切、郭德金等，任其送回台灣拘禁；李友邦因此逃離廣州，再潛往杭州；1932年，李友邦被國民黨右派勢力逮捕，投入浙江杭州陸軍監獄，在獄中五年，受到殘酷刑訊致右腳被打斷，腦部亦受嚴重挫傷；這段期間，二弟李友先和三弟李友烈也皆因反日欲潛往大陸，結果二弟在廈門被日警唆使流氓暗殺身亡，三弟在基隆被日特務捕獲後，酷刑拷打致死。
李友邦和很多台灣青年懷抱著赤誠，為抗日而冒著生命危險潛赴大陸參加革命，沒想到最後竟然被他們追隨的國民政府和日本殖民政府兩頭夾殺，我們今天沒有足夠的證據證明李友邦是共產黨員，但很多在大陸的台灣優秀知識分子因此對他們的「白色祖國」絕望，轉向「紅色祖國」並影響島內的反日青年。
第一次國共內戰與毛澤東崛起
第一次國共合作破裂後，蔣介石轉而向德國尋求軍事協助，包括聘請德國軍事顧問訓練他的嫡系部隊，及全面改換德式武器裝備；1930年11月起，蔣介石以優勢的兵力對蘇區的紅軍發動五次圍剿。蔣的最高戰略是驅趕紅軍進入地方軍閥的地盤，期待他們兩敗俱傷，同時解決紅軍和非嫡系雜牌軍的問題。
1933年1月，以博古（秦邦憲）為首的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由上海遷入毛的「中央蘇區」，共產國際派德國人李德指揮紅軍。李德指揮第五次「反圍剿」失利，迫使紅軍必須放棄原有的根據地，開始歷時兩年的兩萬五千里「長征」。中共黨史認為李德的錯誤主要是堅持正規的陣地戰，在戰略上和戰術上都輸給了蔣介石的德國軍事顧問團，其專斷作風也引起很多紅軍將領的不滿；1935年1月，長征紅軍流亡到貴州時，中共召開「遵義會議」將博古和李德鬥爭下台，同時恢復了毛澤東的軍事指揮權，毛從此牢牢地掌握住槍桿子，並擺脫了共產國際的掣肘，取得與蔣介石爭奪天下的本錢。
1935年6月，毛澤東率領的紅一方面軍只剩下一萬多殘兵敗將，和張國燾率領的紅四方面軍八萬多人在四川懋功會師。張國燾仗著人多槍多，與毛澤東爭奪黨和紅軍的最高領導權，幾達兵戎相見的地步，結果北大高材生張國燾（五四運動時的學生領袖）鬥不過北大圖書館臨時工毛澤東，最終敗逃投奔國民黨，毛澤東成為中國共產黨的獨裁者。
中國共產黨創辦人陳獨秀晚年說：「所謂無產階級獨裁，根本沒有這東西，它只是黨的獨裁，結果也只能是領袖獨裁。任何獨裁都和殘暴、蒙蔽、欺騙、貪污、腐化的官僚政治是不能分離的。」晚年的陳獨秀仍然堅持共產主義理念，但對蘇聯和中國的共產主義運動中缺乏民主的問題進行了反思。他雖然貧病交迫，但拒絕周恩來的資助，拒絕蔣介石出資讓他組織「新共黨」，拒絕胡適的邀請去美國，也拒絕譚平山要他出面組織第三黨的建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