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時的蔣介石還沒有「號令天下，莫敢不從」的威望，北伐軍兵分三路出征，大有「先入關中者為王」的意味。早在5月上旬，李宗仁的桂系第七軍和張發奎的第四軍，包括幹部大部分是共產黨員的葉挺獨立團就率先挺進湖南；共產黨人也派先遣隊進入戰區，在農村組織農民協會及農民自衛軍，推動土地改革；或在城市組織工會及武裝工人糾察隊，發動罷工及暴動。企圖在北伐軍到達前，搶先在各地建立臨時政權。
北伐各路軍勢如破竹，到1926年底，已控制了除江蘇、浙江、安徽以外的南方各省。響應北伐的馮玉祥國民軍也已控制西北地區，準備東出潼關，北伐勝利的大局已定。
1927年（民國16年），蔣介石清黨與汪精衛分共
1926年10月，廣州國民政府為動員農民支援北伐，頒布了一項溫和的土地改革政策：減輕佃農田租百分之二十五，通稱為「二五減租」。但沒有制訂具體的實施辦法，只是責成相關部門從速擬定。結果在各方利益相互掣肘下，對全國農民佔比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貧農，變成一紙空頭支票；中共為了爭奪革命領導權，任命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農民運動委員會書記，領導農講所學員在北伐軍所到之處的農村，組織農民協會及赤衛隊，沒收大地主及富農的土地，在群眾大會上公審及處決「土豪劣紳」，兩湖地區到處籠罩著紅色恐怖。這年深秋，野心勃勃的毛澤東填寫下這樣的詞句：「問蒼茫大地 誰主沉浮？」－－《沁園春·長沙》。
1927年3月，毛澤東發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針對農民運動被批評是「痞子運動，糟得很！」毛澤東說，「你若是一個確定了革命觀點的人，而且是跑到鄉村裡去看過一遍的，你必定覺到一種從來未有的痛快」，「沒有貧農階級（照紳士的話說，沒有痞子），決不能造成現時鄉村的革命狀態，決不能打倒土豪劣紳。」毛澤東讚揚他們是革命先鋒，說他們的舉動「好得很！」農民協會的舉動被指責未免太「過分」了，毛澤東說，革命不是請客吃飯，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所有一切所謂「過分」的舉動，都有革命的意義。質言之，每個農村都必須造成一個短時期的恐怖現象，非如此決不能鎮壓農村反革命派的活動。
就在毛澤東被指控煽動農村的地痞流氓鬥爭地主的同時，蔣介石也被指控在九江、安慶、寧波等地，動用黑幫流氓搗毀共產黨和國民黨左派領導的地方黨部和工會，殺害共產黨人和左傾人士；為抑制蔣介石軍事獨裁，已經遷到武漢的左派國民政府在鮑羅廷主導下，在國民黨二屆三中全會決議迎汪精衛復職，並免去蔣的中央軍委會主席職務，將軍委會改為集體領導；1927年4月，汪精衛從歐洲經莫斯科回到武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