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日本關東軍強佔東三省，並挾持溥儀建立「滿洲國」。1933年，日軍再強佔熱河並進攻山海關及長城各隘口，南京國民政府奉行不抵抗政策，與關東軍簽訂《塘沽協定》，默認以長城為滿洲國國界，以及日本對東北、熱河占領的事實；此時蔣介石、汪精衛二度合作分掌南京國民政府軍、政大權，他們貌合神離，唯一的共識是中日軍事實力懸殊，與日本開戰無異政治自殺，共產黨或黨內地方實力派將取而代之，「攘外必先安內」成為他們別無選擇的政策。蔣、汪為此背負「賣國」的罵名，全國人心激憤，「抗日救國」的口號響徹雲霄。
一班知識份子總以為社會主義這個潮流當然是將來的一個趨勢 － 胡適
蔣、汪政權屈服於帝國主義和大資本家，以及蔣介石的「新軍閥」作風，讓共產黨得以站上「革命」的制高點。僅僅五年前，蔣介石就是以「打倒列強、除軍閥」為號召誓師北伐而「統一」全國的。如今面對日本關東軍的鯨吞蠶食，不但不憤起抵抗，反而嚴令各地軍政當局查禁反日宣傳、制止學生進京請願，以及取締各界發起的抵制日貨運動，致令滿腔熱血之全國青年學子惶惑焦躁，不滿情緒達到極點，用「炸鍋」可堪形容。
於是，在各種大會上共產黨傳單全場紛飛、口號喧騰耳鼓，以「打倒國民黨、打倒蔣介石」為號召的演講往往能獲得滿堂彩。「革命文學」風行全國，魯迅、郭沫若、茅盾、老舍等左翼作家為全國青年學子熱情追捧，即使是現代的網紅恐怕也要瞠乎其後；右翼作家蘇雪林當年寫給胡適的信中說，日本帝國主義者不斷向中國侵略，政府態度不明，四萬萬人都抱有行將為亡國奴的憂懼。不但青年感到萬分的苦悶，我們中年人也感到萬分苦悶。左派理論和共產主義烏托邦的宣傳，恰恰指引我們一條出路。於是大家如飲狂泉，如中風疾，一個個左傾起來了，連自己也差點為洶湧的時代潮流掃捲而去。
甚至國民黨大員徐謙也對蔡元培說：「我本來不想左傾。不過到了演說台上，偶然說了兩句左傾的話，就有許多人拍掌。我不知不覺的就說的更左傾一點，台下拍掌的更多更熱烈了。他們越熱烈的拍掌，我就越說越左了。」一個前清翰林，妄想領導群眾，就這樣被群眾牽了走【註7】；胡適晚年回憶說，一班知識份子包括他自己都總以為社會主義這個潮流當然是將來的一個趨勢。
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這股沛之莫能禦的潮流下，因反日而到大陸投身革命的李友邦自然是個狂熱的左派愛國青年。他忠實地執行孫中山的「聯俄、容共、扶助工農」政策，1925年9月從黃埔軍校畢業後，被派去主持由國民黨兩廣省委領導的「台灣地區工作委員會」，為此於1926年回到台灣，在蔣渭水、連溫卿、王敏川等人的協助下，為「台灣地區工作委員會」募集資金，並動員了大批青年到廣州參加革命；1926年底赴日本，入早稻田大學，但由於「台灣獨立革命黨」在廣東的抗日活動被日警通緝，旋即逃往上海，再至杭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