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榮根觀點：「秦始皇算什麼？我們超過一百倍」─蔣毛爭霸錄（上）

在監獄裡出生的名醫

有李素慧醫師的地方，就有她爽朗的笑聲。李素慧是出身自台大醫學系的腎臟科名醫，侯勝茂、林芳郁、葉金川等三位前衛生署長、前健保局長賴美淑、整形科名醫林靜芸、性學大師江漢聲等等，都是她的同班同學。她的夫婿是高她一屆的黃天祥醫師，曾任台大醫學院副院長、醫學系系主任，是內分泌及新陳代謝科的權威。對於李素慧醫師這樣的一位人生勝利組，你一定想不到她是在監獄裡出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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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對命懸一絲的母女奇蹟似地活過來了，但二十六歲的李蒼降卻於1950年10月14日被押赴馬場町槍決，罪名是「意圖非法顛覆政府而著手執行」。曾碧麗則以「明知為匪諜而不告發」罪名被處有期徒刑一年，李素慧因此隨母親繼續在監獄裡被關了八個月。產後的曾碧麗，因為大量失血和營養不良，無法分泌奶水，多賴同情她們母女的獄卒張羅來米湯、奶粉、奶嘴和醋瓶，讓新生的脆弱小生命能活下去。

李素慧的父親李蒼降，1924年6月生於今之新北市蘆洲李宅（國定古蹟）；那年3月，其就讀於台北師範學校，參加台灣文化協會，並祕密從事反日運動的堂叔李友邦，於夥同林木順等八位同學襲擊臺北新起町派出所後，潛逃至大陸上海，再轉赴廣州。6月先進入廣東警衛軍講武堂，後再轉入黃埔軍校第二期；1952年4月22日，李友邦也以「參加匪幫掩護匪諜，意圖非法顛覆政府」罪名被槍決。我們今天要公正評價李友邦、李蒼降叔姪，必須回到他們所處的時代。

左派思潮澎湃的年代

但當一戰結束後，於1919年1月起由美、英、法三國領袖主導的巴黎和會卻否決了中國所有關鍵的要求，尤其是美國威爾遜總統擔心日本不加入他倡辦的「國際聯盟」，竟然同意將德國在山東的權益割讓給日本。【註1】美國的背叛激發了中國全民的怒火，因此以「外爭主權，內除國賊」、「還我青島」、「取消21條」為訴求的「五四運動」在全國各地如火如荼地爆發開來。

相反的，1917年列寧領導十月革命，推翻帝俄，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個共產政權後，三度發表《加拉罕對華宣言》，宣稱放棄帝俄時代在中國的租界和所有利益，並允諾無償歸還中東鐵路等。指導俄國革命成功的馬克思主義因此被視為拯救中國的新希望，同時也帶給受日本殖民統治壓迫的朝鮮、台灣等地很大的激勵。

列寧政府為確保革命成果，於1919年在莫斯科成立「共產國際」，提供資金、訓練及思想指導，推動受帝國主義【註3】壓迫的國家和殖民地建立共產黨。1921年7月，陳獨秀等在共產國際的指導下創立中國共產黨，企圖推翻帝國主義政府的日本共產黨也於1922年成立。

1920年代初期，除了共產國際積極向全球輸出革命外，也是一戰之後民族自決思潮風起雲湧年代。林獻堂、蔣渭水等資產階級菁英，為喚醒台灣人民的民族意識及推展政治運動，於1921年10月創立「台灣文化協會」。蘆洲望族李家少爺就讀小學時，由於反抗日籍同學罵他「清國奴」的欺負，被日籍教師摑了一個大巴掌，自此萌生抗日的意識。十三歲入台北師範學校，隨即加入校內學生的祕密反日組織。十七歲參加新成立的台灣文化協會，著名的李家大宅院自然成為文化協會辦活動的理想場所，李友邦因此與蔣渭水、王敏川、賴和、連溫卿等先輩結成忘年之友。

「台灣孫中山」蔣渭水那時的思想也是左傾，1931年8月5日，蔣渭水於41歲英年因傷寒逝世，臨終時留下的遺言是：「臺灣社會運動已進入第三期，無產階級之勝利已迫在眉睫，凡我青年同志切須努力奮鬥，尤望舊同志倍加團結，積極的援助青年同志，為解放同胞而努力。是所至囑。」

1924年與李友邦同船潛赴上海的林木順和謝雪紅，後來去了莫斯科，接受共產國際的訓練和指令，於1928年4月在上海法租界成立「台灣共產黨」。根據共產國際的一項綱領規定，原規劃日本殖民地的台共接受日共指導，以推動台灣民族獨立及脫離日本殖民統治為目標。後來因為日共被日本政府鎮壓而解體，及台籍中共黨員的陸續加入，台共與中共漸趨合流。

1924年（民國13年），改變中國命運的一年

共產國際嚴格規定，各國共產黨必須絕對服從共產國際的指示，並得與「本國的革命運動」結成臨時聯盟，但絕不能與臨時的盟友合併；由軍閥割據和列強劃分勢力範圍的中國，他們鎖定結盟的對象為華北的馮玉祥，和在華南成立軍政府的孫中山，並指派馬林到廣州晉見孫中山，提出三項建議：「一、改組國民黨，聯合工農；二、創辦軍官學校，建立革命武裝；三、國民黨與共產黨合作。」孫中山起初是斷然拒絕，要求中國共產黨應先解散，才能談合作。

1922年6月，因陳炯明叛變，孫中山再次流亡上海，這時蘇聯駐華代表越飛，派遣密使再跟孫中山接觸，表示如果接受他們的條件，陷於絕境的國民黨人就可以獲得實際的援助。多數在上海的國民黨高層領袖，以及包括蔣介石在內的許多將領，此時都主張應儘快與蘇俄結盟。

外在的利誘和內在的壓力，終於軟化了孫中山的意志。1923年1月，越飛離開中國去日本養病，孫中山派廖仲愷隨行，以便就雙方合作進行詳細談判。與此同時，滇、桂、粵軍閥組成的討逆軍，將陳炯明驅離廣州，並迎回孫中山擔任南方政府名義上的領袖－－中華民國陸海軍大元帥。

1924年1月，孫中山以列寧派來的鮑羅廷為總顧問，在廣州重組中國國民黨，確立「聯俄、容共、扶助工農」三大政策，容許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李大釗、譚平山、瞿秋白、毛澤東和張國燾等青年共產黨員因此進入國民黨的權力核心。此時的毛澤東為候補中央執行委員並代理宣傳部部長，在國民黨內的地位在蔣介石之上。

6月16日，孫中山在俄共盧布、武器和軍事教官的援助下，創辦了黃埔軍校，並指派蔣介石為校長、廖仲愷為黨代表、戴季陶為政治部主任，政治部主任後由周恩來繼任。由於當時各地軍閥反對建立這樣一所軍事學校，所以招考的第一期學生採用祕密招生方式，全國十九個省區分別先進行招生初試，初試合格後再到上海、重慶等地複試，複試合格後再送到廣州參加總考試。共產黨各地黨組織積極動員符合條件的共產黨員和青年報考，時任國民黨上海執行部秘書兼文書科主任的毛澤東，全面負責黃埔軍校上海地區考生的複試工作，連後來成為蔣介石「天子門生第一人」的國軍一級上將胡宗南，也是經過毛澤東複試而進黃埔軍校。

從1923年到1927年國民黨「清黨分共」之前，幾乎所有中共黨員都同時擁有國、共兩黨的黨籍。黃埔軍校內共產黨籍學生組成「青年軍人聯合會」，向鮑羅廷和中共效忠。非共產黨籍的學生則組成「孫文主義學會」，視蔣介石為當然的領袖，爾後雙方的摩擦愈來愈激烈，從軍校擴散到革命軍陣營裡。

與黃埔軍校同時籌辦，由共產黨員主持的國民黨中央「農民運動講習所」，也在黃埔軍校創立後十七天成立，第一屆畢業典禮時，孫中山蒞臨訓話，期勉學員到鄉村推行耕者有其田政策。「農民運動講習所」除了進行以國民革命為中心內容的政治教育外，也施行軍事訓練，使學員畢業後能指導農民組織自衛軍，並成為領導者，因此農講所堪稱是共產黨的黃埔軍校。1926年5月起，毛澤東擔任所長，將農講所的教育訓練推廣到全國。

十九歲的李友邦在中國革命的關鍵轉折點來到廣州，一次孫中山到黃埔軍校視察時，發現這位來自台灣的青年聽不懂國語，經用日語互相交談後，對李友邦大為賞識，特別指示他每周日到廖仲愷家學習國語和革命理論。此外，李友邦黃埔軍校還未畢業即在孫中山的支持下，在廣州組「台灣獨立革命黨」，並擔任黨主席，建黨宗旨為：「團結各族人民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在台灣的一切勢力，使台灣脫離日本的統治而返回祖國。」對一位為反日而到大陸參加革命的台灣青年來說，這原本是一個千載難逢的機遇，但也意外地將李友邦推上中國革命的風口浪尖，終其身被捲進國民黨左、右派，及國、共兩黨鬥爭的漩渦裡。

1925年（民國14年）孫中山逝世後，國民黨左、右派鬥爭檯面化

1905年孫中山在東京創辦同盟會時，「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四句誓詞中的「平均地權」，就被他出身富裕仕紳和地主家庭的追隨者所質疑。即使是辛亥革命建立共和後，他的「三民主義」還只是理想和口號。俄國十月革命成功後的新經濟政策，被孫中山視為是他民生主義的俄國版本，甚至說「民生主義就是共產主義」，作為他聯俄容共的理論基礎。

儘管孫中山和他的多數追隨者雖然不支持馬克思主義裡的階級鬥爭理論，但戴季陶、胡漢民、朱執信、廖仲愷等確實是從國民黨的立場出發，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和均富的理想，並且聲明中國古聖先賢早已提過類似的主張。共產黨人將國民黨內可以結盟的對象視為左派人士；反之，則被他們劃分為頑固的右派份子。

1924年10月，倒戈將軍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迎接前總理段祺瑞回京出任中華民國政府臨時執政，並通電邀請孫中山北上共商國是。孫中山令胡漢民代行大元帥職權，於12月31日抵達北京，但卻於隔年3月12日病逝於協和醫院。孫中山北上前，在俄國顧問鮑羅廷的運作下，共產黨人在國民黨內幾乎控制了所有的重要黨職，尤其是招募黨員和組織群眾有關的部門，鮑羅廷成為國民黨的幕後獨裁者。

孫中山去世後，鮑羅廷相中野心勃勃，比胡漢民少四歲，比蔣介石大四歲的汪精衛繼承孫中山為國民黨領袖。他們巧妙地在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通過決議，取消大元帥府，並成立國民政府取代之，以國民政府主席為國家元首，再由中央政治委員會選舉汪精衛為國民政府主席，形同是一場針對胡漢民代理大元帥的政變，胡漢民被貶為新政權底下無外交可辦的外交部長。很多悲憤的國民黨元老因此離開廣州，他們和其他全國各地的右派黨員，訴求反共以重新奪回權力。

就在孫中山北上後，蔣介石率領黃埔軍校師生，在蘇聯軍事顧問團團長加倫將軍的協助下，平定了廣州商團事變，之後再率部東征，徹底驅逐了陳炯明的勢力，並將在廣州郊區的軍閥部隊繳械，統一了廣東。蔣介石這位迅速崛起的軍事強人，一時成為各方爭先拉攏的對象。

1925年8月20日，孫中山逝世還不到半年，左派領袖之一的廖仲愷在中央黨部前被暗殺，蔣介石立刻宣布戒嚴，他在廖仲愷的追悼會上宣稱：「從現在起，我們要與反革命份子為敵，和『反共產派』對抗，以慰廖先生在天之靈。」因恩師被刺而悲憤不已的李友邦，自然選擇與左派的汪、蔣站在同一陣線上。

廖仲愷被刺案的幕後兇手是個謎，但卻引爆國民黨內左、右派的鬥爭。在鮑羅廷策畫下，很多過去對共產黨或左派有意見的人被逮捕，廣州籠罩著紅色恐怖，汪、蔣兩人被譽為中國的托洛斯基和史達林；胡漢民雖不是個右派，但因他的堂弟胡毅生被指控與廖案有關聯，而被放逐到蘇聯擔任駐俄代表。也不是右派的粵軍總司令許崇智有很多親信被捕，許崇智本人則被他的參謀長蔣介石送到上海，他的粵軍被併入黃埔部隊裡，改編成國民革命軍第一軍，由蔣直接指揮。

1925年11月，林森、居正、鄒魯、張繼、戴季陶、吳稚暉等十四位國民黨中央委員，聚集在北京西山孫中山停柩的碧雲寺開會，決議通過「取消共產黨員在國民黨中之黨籍」及「解除顧問鮑羅廷職務」等議案。之後，他們在上海另立中央黨部，與廣州的國民黨中央對抗，他們是當時國民黨內旗幟鮮明的右翼反共派系，被稱為「西山會議派」。

西山會議派企圖與蔣介石結盟來打倒汪精衛，但蔣並不理會這批被他視為「僅供擺設的古董」，譴責他們是反革命份子，背叛總理遺教，在紀念俄國革命八周年的宴會上公開演講說，去年總理將要北上時對我面諭：「鮑羅廷同志的主張，就是我的主張。你聽他的主張，要像聽我的主張一個樣子才好。」蔣慷慨激昂地說，我們為三民主義，也為共產主義獻身。

1926年1月，在廣州召開的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大多數右派的元老黨員被逐出國民黨。汪精衛成為黨的新總理，據有所有黨政軍的最高職位，他除了是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國民政府主席外，也是軍事委員會主席、黃埔軍校和所有革命軍的黨代表，但各軍有自己的傳統效忠對象，並不聽令於汪精衛；東征凱旋歸來的蔣介石當選中央執行委員和中央常務委員會委員，初次晉升為黨中央的領導階層，這一年他正好四十歲，指揮第一軍和衛戍部隊控制著廣州市，中央黨部和國民政府都在他的保護之下。爾後，情勢的發展導致蔣、汪兩人相互猜忌日深。

1926年（民國15年），蔣介石政治立場向右轉

1925年9月，蘇聯軍事顧問團團長加倫擬就《今後南方工作展望》，提出北伐的建議：「爲國民革命運動著想，現在重新提出北伐和進軍長江流域的主張，不僅是現實的，而且是必要的。這次北伐於1926年下半年初即可開始。」但不久後，加倫因病回國療養，蘇聯另派季山嘉接替加倫的職務。

在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期間，蔣介石意氣風發地提議北伐，但卻遭到季山嘉強烈反對。蔣氣憤季之專橫，季則認為蔣太跋扈，特意拉攏汪精衛來壓制蔣，蔣、季兩人為此產生尖銳矛盾；再加上蔣所轄第一軍第二師師長王懋功，平素與汪精衛親近。季山嘉對於經費的分配，讓蔣懷疑季山嘉要抽調他的王懋功部，改編成直接聽命於汪精衛的部隊，這更加深了蔣介石與季山嘉、汪精衛之間的猜忌與對立。

1926年3月18日，海軍局代局長、中山艦艦長李之龍（青年軍人聯合會負責人，共產黨員）接獲不明命令，派中山、寶璧兩艦駛向黃埔。蔣介石懷疑汪精衛與季山嘉串通一氣，準備劫持他直駛海參威。3月20日凌晨，蔣突然下令廣州全城戒嚴，隨即逮捕李之龍，包圍蘇聯顧問團住處和共黨機關，將共黨分子所控制的省港罷工委員會繳械，扣留第一軍和黃埔軍校中的周恩來等中共黨員。

「中山鑑事件」的真相雖然撲朔迷離，但事件之後基於各自的盤算，雙方相互妥協退讓。蔣介石指責乘機挑撥離間的西山會議派是「帝國主義的工具」，向俄國人和中共保證堅定不移的支持；鮑羅廷和中共方面則將季山嘉等遣送回國，同意共產黨員退出黃埔軍校中的職務，並解散「青年軍人聯合會」；九個月前才對胡漢民發動政變的汪精衛，自我引退去了法國，廣州國民政府自此由新軍事強人蔣介石大權獨攬。

1996年，由俄德學者合編的《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第二卷出版，首次揭露了當年來到廣州的蘇聯訪華使團團長布勃諾夫，呈報給莫斯科的祕密檔案提到：當使團決定滿足蔣介石的要求並召回季山嘉時，是想將此舉措作為一個策略，以便贏得時間，做好準備除掉這位蔣將軍。

1926年7月9，蔣介石就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在廣州誓師北伐。除了蔣直轄的第一軍是以黃埔軍校師生為骨幹的黨軍外，其他七個軍是由粵、桂、滇、湘等地方軍閥的部隊改編。再次回到廣州的加倫將軍，自組蘇聯軍官參謀團隨蔣出征，各軍、師部也都配備有蘇聯軍事顧問。

非常關注中國革命情勢發展的日本媒體當時報導：北伐軍是「共產化」的軍隊，是仿效蘇聯紅軍制度打造的軍隊。其中黃埔軍校本身即實施共產主義教育，北伐軍軍、師、旅、團及以下各級在軍事長官之外另設黨代表一名，部隊行動無黨代表連署則命令無效，黨代表一般由黃埔軍校出身的共產黨員出任。正因為如此，有日媒直接將北伐軍稱為「共產軍」。

此時的蔣介石還沒有「號令天下，莫敢不從」的威望，北伐軍兵分三路出征，大有「先入關中者為王」的意味。早在5月上旬，李宗仁的桂系第七軍和張發奎的第四軍，包括幹部大部分是共產黨員的葉挺獨立團就率先挺進湖南；共產黨人也派先遣隊進入戰區，在農村組織農民協會及農民自衛軍，推動土地改革；或在城市組織工會及武裝工人糾察隊，發動罷工及暴動。企圖在北伐軍到達前，搶先在各地建立臨時政權。

北伐各路軍勢如破竹，到1926年底，已控制了除江蘇、浙江、安徽以外的南方各省。響應北伐的馮玉祥國民軍也已控制西北地區，準備東出潼關，北伐勝利的大局已定。

1927年（民國16年），蔣介石清黨與汪精衛分共

1926年10月，廣州國民政府為動員農民支援北伐，頒布了一項溫和的土地改革政策：減輕佃農田租百分之二十五，通稱為「二五減租」。但沒有制訂具體的實施辦法，只是責成相關部門從速擬定。結果在各方利益相互掣肘下，對全國農民佔比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貧農，變成一紙空頭支票；中共為了爭奪革命領導權，任命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農民運動委員會書記，領導農講所學員在北伐軍所到之處的農村，組織農民協會及赤衛隊，沒收大地主及富農的土地，在群眾大會上公審及處決「土豪劣紳」，兩湖地區到處籠罩著紅色恐怖。這年深秋，野心勃勃的毛澤東填寫下這樣的詞句：「問蒼茫大地 誰主沉浮？」－－《沁園春·長沙》。

1927年3月，毛澤東發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針對農民運動被批評是「痞子運動，糟得很！」毛澤東說，「你若是一個確定了革命觀點的人，而且是跑到鄉村裡去看過一遍的，你必定覺到一種從來未有的痛快」，「沒有貧農階級（照紳士的話說，沒有痞子），決不能造成現時鄉村的革命狀態，決不能打倒土豪劣紳。」毛澤東讚揚他們是革命先鋒，說他們的舉動「好得很！」農民協會的舉動被指責未免太「過分」了，毛澤東說，革命不是請客吃飯，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所有一切所謂「過分」的舉動，都有革命的意義。質言之，每個農村都必須造成一個短時期的恐怖現象，非如此決不能鎮壓農村反革命派的活動。

就在毛澤東被指控煽動農村的地痞流氓鬥爭地主的同時，蔣介石也被指控在九江、安慶、寧波等地，動用黑幫流氓搗毀共產黨和國民黨左派領導的地方黨部和工會，殺害共產黨人和左傾人士；為抑制蔣介石軍事獨裁，已經遷到武漢的左派國民政府在鮑羅廷主導下，在國民黨二屆三中全會決議迎汪精衛復職，並免去蔣的中央軍委會主席職務，將軍委會改為集體領導；1927年4月，汪精衛從歐洲經莫斯科回到武漢。

1926年10月北伐西路軍克復漢口後，共產黨人李立三、劉少奇等領導的湖北省總工會組織了三十萬群眾大遊行。1927年1月4日，數萬群眾衝入英租界包圍巡捕房，扯下英國國旗，佔領了租界，漢口英國僑民全部撤退到軍艦上，英租界由中國軍警進駐。1月6日，較小的九江英租界也同樣受到衝擊。隨後武漢國民政府外交部長陳友仁與英國政府進行談判，順勢收回漢口和九江的英租界。

1926年10月及1927年2月，共產黨人也在上海發動了兩次罷工和暴動，雖然沒有成功，但是使整座城市陷入癱瘓，嚴重威脅到以江浙財閥為主體的上海資本家的利益和安全。因此，早在1926年11月，江浙財閥就推派盧洽卿為代表，去到南昌的北伐軍前線指揮部拜會蔣介石，商量替其籌措軍餉之事，條件是要求蔣解決罷工問題，確保上海安定及租界安全。盧洽卿是當時上海赫赫有名的銀行家，也是蔣介石未發跡前在上海做證劵買賣時的故友及寧波同鄉。

1927年3月，與江浙財閥關係密切的孔祥熙夫人宋靄齡，在江西九江一艘輪船上和蔣介石進行了二十四小時的密談，結果達成蔣宋聯姻，以及三弟宋子文（時任武漢國民政府財政部長）投蔣的協議；這次密會後，宋靄齡到漢口力催宋子文籌撥兩百萬大洋密運九江。【註4】有了江浙財團的財力支持，和宋子文的祕密投靠，蔣因此軍餉無虞，可以繼續北伐。

3月20日，蔣的北伐東路軍攻佔龍華，進逼上海，軍閥部隊敗退中。21日，上海工人在陳獨秀、周恩來、汪壽華等領導下，發動數十萬人大罷工，隨即轉為暴動，工人糾察隊從警察局和殘存市內的軍閥部隊中奪取槍枝，經過三十小時的戰鬥後，佔領了除租界區以外的上海，同時成立了由共產黨及左派人士領導的上海特別市臨時政府；29日，虞洽卿又與上海商業聯合會代表二十餘人拜會蔣介石，並向蔣表明態度，只要他與共產黨決裂，他們就會繼續提供軍費支援。

蔣介石原本就與青幫淵源極深，他換帖的大哥陳其美生前是青幫代表性人物，曾動員青幫支持辛亥革命。蔣未發跡前也曾以學名「蔣志清」向青幫大老黃金榮投帖拜師，正式成為青幫門徒。因此早在3月中旬，蔣介石就派第一軍副軍長王柏齡、總司令部特務處長楊虎先後抵達上海祕密會晤黃金榮，再由黃金榮召集青幫另兩位老大張嘯林、杜月笙密商「反共清黨」事宜，並負責統一指揮。

4月11日晚，也是青幫門徒的共黨工運領袖汪壽華到杜月笙公館赴宴後「失蹤」。12日凌晨，黃金榮、杜月笙命幫眾持槍向駐守在各處的工人糾察隊挑釁進攻，事先埋伏的第二十六軍周鳳岐部藉口調解工人內訌，將工人糾察隊繳械。13日，蔣介石下令解散上海特別市臨時政府、上海總工會和一切共產黨組織，並發出清黨通電，通緝鮑羅廷和陳獨秀，瞿秋白、毛澤東、惲代英、周恩來、劉少奇等中國共產黨首要分子。廣東、廣西等東南各省也同步清黨及捕殺共黨分子。

在蔣介石嚴令整肅共黨分子，而共黨分子又難以分辨的情形下，這場聲勢兇猛的清黨運動勢不可避免地被擴大，白色恐怖籠罩全國各地。歷史學家唐德剛的岳丈吳開先，親歷了上海清黨時的紛亂情形。他事後向陳立夫言及「無辜人民之遭害者不計其數，言之至為痛心，對本黨之失去學界同情及一般人民之失望，均屬無可補償之損失也。」【註5】

4月17日，武漢國民政府撤銷蔣介石的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職務，並開除黨籍。蔣和部分黨的右派元老則宣布在南京另組國民政府，推選黨內資歷勝過汪精衛的胡漢民擔任國民政府主席，史稱「寧漢分裂」。僅僅還不到兩年前，代理孫中山大元帥職務的胡被蔣、汪兩人聯手鬥爭下台。此時的中國同時存在三個中央政府－－武漢國民政府、南京國民政府和列強承認的北京政府。

雖然武漢國民政府控制區域內的北伐軍陣營大都是反蔣的，但他們部隊中多數軍官來自地主和仕紳家庭，共產黨人在他們家鄉推動血腥的土地改革，沒收他們的家產，甚至處決他們的家人，連第三十五軍軍長何鍵的父親也在長沙被抄家、逮捕後遊街示眾。5月21日，憤怒的何鍵命令所轄駐長沙的第三十三團團長許克祥，搗毀「湖南總工會」、「農民協會」、「農民講習所」等中共控制的組織，解除「工人糾察隊」和「農民自衛隊」武裝，逮捕和處決共產黨人。第二十軍軍長楊森，和第十四獨立師師長夏斗寅等，亦相繼通電清共擁蔣。

5月30日，共產國際向中共發出《五月緊急指示》：「全面推展土地革命，發動農民沒收地主的土地；改組國民黨，由工農代表取而代之，接管國民黨及其軍隊的領導權；動員兩萬共產黨員及兩湖的五萬革命工農，編成十個師團的紅軍；組織革命法庭懲辦反動軍官。」了解中國國情的鮑羅廷和陳獨秀擔心欲速則不達，同時也認為兩湖的工農運動太過分了點，因此致電莫斯科：「命令收到，一旦可行，立即照辦。」但新來的代表羅易卻將《五月緊急指示》密電示知汪精衛，悲情的汪精衛終於了解到他只是一個傀儡，共產黨的最終目標是要從內部顛覆瓦解國民黨。

7月15日，汪精衛召開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在會上公布共產國際《五月緊急指示》的內容，並通過了將所有共產黨員逐出國民黨的決議，汪採取和平的方式「分共」，禮送鮑羅廷等返回蘇聯。然而8月1日，賀龍、葉挺和朱德等中共潛伏在國民革命軍內的將領突率所部兵變，佔領了南昌，並發表《八一起義宣言》。汪精衛隨即派兵鎮壓，並宣布中國共產黨為非法組織，也開始大肆逮捕處死共產黨人，從「和平分共」轉變為「武力分共」。

蔣介石為毛澤東清除了日後崛起的路障

1927年8月7日中國共產黨召開「八七會議」，確立了武力奪取政權的方針。總書記陳獨秀被指控為右傾的機會主義者，遭共產國際撤職；11月，創黨元老之一的譚平山也因南昌「起義」失敗，被指控為”左”傾冒險主義者，開除黨籍。中共早期領導人在共產國際獨裁及內部激烈鬥爭下，完全以成敗論英雄；此外，陳延年（陳獨秀之子）、趙世炎、向警予、蕭楚女、蔡和森、彭湃、惲代英、瞿秋白等大批早期著名的中共領導人，也都在後續的清黨分共中遇難；蔣介石的清黨為自己掃除了通往獨裁之路的障礙，同時也為日後毛澤東的崛起清除了路障。

蔣介石為了獲得江浙財閥和上海租界區列強的支持而發動清黨，結果將國民黨左派勢力逼向共黨陣營，也同時導致共產黨溫和派領導人的失勢，和激進派的崛起。清黨後的國民黨，轉變成代表資本家和富裕階級利益的極右政黨，宋慶齡對國民黨違背孫中山「扶助工農，打倒列強」的遺訓非常憤怒，發表公開的譴責聲明，並宣布退出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此時的孫中山夫人宋慶齡與愛因斯坦等同為國際反帝大同盟榮譽主席團成員；以沒收官僚資本和打土豪分田地為號召的共產黨，則成為代表無產階級和貧農的極左政黨，雖然他們的領導人幾全來自富裕階級家庭，且受過良好教育。

張學良於1928年北伐時易幟，和1930年中原大戰時入關挺蔣，助蔣介石完成了形式上的國家統一，但各地方實力派仍擁兵自重，與北伐前之軍閥割據實無兩樣。北伐後蔣才算有了自己的地盤，統治著江蘇、浙江、安徽、河南、湖北五省和半個江西，大致為原孫傳芳的地盤。原國民革命根據地廣東則由粵系軍閥陳濟棠統治；此外，因蔣的清黨而剷除了在各大城市領導勞工運動的共產黨人，使得中國共產黨的「革命」性質，由城市「無產階級革命」轉變為傳統中國改朝換代時的「農民革命」。已建立武裝部隊的中共轉而盤據在各省邊區，成立了十餘個被稱為「蘇區」的蘇維埃政權，以毛澤東建立的「閩贛蘇區」和張國燾的「鄂豫皖蘇區」最具實力。

1931年11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在江西瑞金成立，毛澤東被推舉為蘇維埃中央政府主席。這一年毛澤東三十八歲，瞿秋白、周恩來和劉少奇等的年紀都只有三十出頭，秦邦憲（博古）、林彪、鄧小平等當時都還不到三十歲，他們精力充沛，充滿「革命」鬥志。而四十四歲的蔣介石背後是一群曾經追隨國父孫中山先生革命的黨國元老，他們此時已經年老體衰，更關心的是自己的權位。1931年2月，蔣介石軟禁與他持不同政見主張的立法院長胡漢民，使得元老政治家們都記取這一教訓，從此講話就更小心了。【註6】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日本關東軍強佔東三省，並挾持溥儀建立「滿洲國」。1933年，日軍再強佔熱河並進攻山海關及長城各隘口，南京國民政府奉行不抵抗政策，與關東軍簽訂《塘沽協定》，默認以長城為滿洲國國界，以及日本對東北、熱河占領的事實；此時蔣介石、汪精衛二度合作分掌南京國民政府軍、政大權，他們貌合神離，唯一的共識是中日軍事實力懸殊，與日本開戰無異政治自殺，共產黨或黨內地方實力派將取而代之，「攘外必先安內」成為他們別無選擇的政策。蔣、汪為此背負「賣國」的罵名，全國人心激憤，「抗日救國」的口號響徹雲霄。

一班知識份子總以為社會主義這個潮流當然是將來的一個趨勢 － 胡適

蔣、汪政權屈服於帝國主義和大資本家，以及蔣介石的「新軍閥」作風，讓共產黨得以站上「革命」的制高點。僅僅五年前，蔣介石就是以「打倒列強、除軍閥」為號召誓師北伐而「統一」全國的。如今面對日本關東軍的鯨吞蠶食，不但不憤起抵抗，反而嚴令各地軍政當局查禁反日宣傳、制止學生進京請願，以及取締各界發起的抵制日貨運動，致令滿腔熱血之全國青年學子惶惑焦躁，不滿情緒達到極點，用「炸鍋」可堪形容。

於是，在各種大會上共產黨傳單全場紛飛、口號喧騰耳鼓，以「打倒國民黨、打倒蔣介石」為號召的演講往往能獲得滿堂彩。「革命文學」風行全國，魯迅、郭沫若、茅盾、老舍等左翼作家為全國青年學子熱情追捧，即使是現代的網紅恐怕也要瞠乎其後；右翼作家蘇雪林當年寫給胡適的信中說，日本帝國主義者不斷向中國侵略，政府態度不明，四萬萬人都抱有行將為亡國奴的憂懼。不但青年感到萬分的苦悶，我們中年人也感到萬分苦悶。左派理論和共產主義烏托邦的宣傳，恰恰指引我們一條出路。於是大家如飲狂泉，如中風疾，一個個左傾起來了，連自己也差點為洶湧的時代潮流掃捲而去。

甚至國民黨大員徐謙也對蔡元培說：「我本來不想左傾。不過到了演說台上，偶然說了兩句左傾的話，就有許多人拍掌。我不知不覺的就說的更左傾一點，台下拍掌的更多更熱烈了。他們越熱烈的拍掌，我就越說越左了。」一個前清翰林，妄想領導群眾，就這樣被群眾牽了走【註7】；胡適晚年回憶說，一班知識份子包括他自己都總以為社會主義這個潮流當然是將來的一個趨勢。

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這股沛之莫能禦的潮流下，因反日而到大陸投身革命的李友邦自然是個狂熱的左派愛國青年。他忠實地執行孫中山的「聯俄、容共、扶助工農」政策，1925年9月從黃埔軍校畢業後，被派去主持由國民黨兩廣省委領導的「台灣地區工作委員會」，為此於1926年回到台灣，在蔣渭水、連溫卿、王敏川等人的協助下，為「台灣地區工作委員會」募集資金，並動員了大批青年到廣州參加革命；1926年底赴日本，入早稻田大學，但由於「台灣獨立革命黨」在廣東的抗日活動被日警通緝，旋即逃往上海，再至杭州。

1927年3月李友邦自杭州返回廣州，參與成立反日團體「廣東台灣革命青年團」。一個多月後，蔣介石發動清黨，國民政府廣東當局認定「廣東台灣革命青年團」是左傾團體，強令解散並縱容日警在中國領土上逮捕該團的主要領導人林文騰、張深切、郭德金等，任其送回台灣拘禁；李友邦因此逃離廣州，再潛往杭州；1932年，李友邦被國民黨右派勢力逮捕，投入浙江杭州陸軍監獄，在獄中五年，受到殘酷刑訊致右腳被打斷，腦部亦受嚴重挫傷；這段期間，二弟李友先和三弟李友烈也皆因反日欲潛往大陸，結果二弟在廈門被日警唆使流氓暗殺身亡，三弟在基隆被日特務捕獲後，酷刑拷打致死。

李友邦和很多台灣青年懷抱著赤誠，為抗日而冒著生命危險潛赴大陸參加革命，沒想到最後竟然被他們追隨的國民政府和日本殖民政府兩頭夾殺，我們今天沒有足夠的證據證明李友邦是共產黨員，但很多在大陸的台灣優秀知識分子因此對他們的「白色祖國」絕望，轉向「紅色祖國」並影響島內的反日青年。

第一次國共內戰與毛澤東崛起

第一次國共合作破裂後，蔣介石轉而向德國尋求軍事協助，包括聘請德國軍事顧問訓練他的嫡系部隊，及全面改換德式武器裝備；1930年11月起，蔣介石以優勢的兵力對蘇區的紅軍發動五次圍剿。蔣的最高戰略是驅趕紅軍進入地方軍閥的地盤，期待他們兩敗俱傷，同時解決紅軍和非嫡系雜牌軍的問題。

1933年1月，以博古（秦邦憲）為首的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由上海遷入毛的「中央蘇區」，共產國際派德國人李德指揮紅軍。李德指揮第五次「反圍剿」失利，迫使紅軍必須放棄原有的根據地，開始歷時兩年的兩萬五千里「長征」。中共黨史認為李德的錯誤主要是堅持正規的陣地戰，在戰略上和戰術上都輸給了蔣介石的德國軍事顧問團，其專斷作風也引起很多紅軍將領的不滿；1935年1月，長征紅軍流亡到貴州時，中共召開「遵義會議」將博古和李德鬥爭下台，同時恢復了毛澤東的軍事指揮權，毛從此牢牢地掌握住槍桿子，並擺脫了共產國際的掣肘，取得與蔣介石爭奪天下的本錢。

1935年6月，毛澤東率領的紅一方面軍只剩下一萬多殘兵敗將，和張國燾率領的紅四方面軍八萬多人在四川懋功會師。張國燾仗著人多槍多，與毛澤東爭奪黨和紅軍的最高領導權，幾達兵戎相見的地步，結果北大高材生張國燾（五四運動時的學生領袖）鬥不過北大圖書館臨時工毛澤東，最終敗逃投奔國民黨，毛澤東成為中國共產黨的獨裁者。

中國共產黨創辦人陳獨秀晚年說：「所謂無產階級獨裁，根本沒有這東西，它只是黨的獨裁，結果也只能是領袖獨裁。任何獨裁都和殘暴、蒙蔽、欺騙、貪污、腐化的官僚政治是不能分離的。」晚年的陳獨秀仍然堅持共產主義理念，但對蘇聯和中國的共產主義運動中缺乏民主的問題進行了反思。他雖然貧病交迫，但拒絕周恩來的資助，拒絕蔣介石出資讓他組織「新共黨」，拒絕胡適的邀請去美國，也拒絕譚平山要他出面組織第三黨的建議。

中共建政後，毛澤東並不避諱被批評獨裁。1958年5月，毛在中共八大二次會議講話時說：「秦始皇算什麼？他只坑了四百六十個儒，我們坑了四萬六千個儒。我們鎮反，還沒有殺掉反革命的知識份子嗎？我與民主人士辯論過，你罵我們是秦始皇，不對，我們超過了秦始皇一百倍。罵我們是秦始皇獨裁者，我們一貫承認。可惜的是，你們說得不夠，往往要我們加以補充。」

當年國共以外的第三勢力領袖章伯鈞之女章詒和於2004年出版《往事並不如煙》一書，寫下六位父執輩知識分子在「反右運動」及「文革」浪潮中的遭遇，字字血淚，令人不勝唏噓！即使是為毛的江山立下汗馬功勞的左翼作家茅盾、老舍、郭沫若等也都受到殘酷迫害。老舍在文革時受盡紅衛兵折磨後投湖自盡；郭沫若二十多歲的次子郭世英和四子郭民英在文革中先後自殺，而郭妻于立群在郭沫若死後也自縊身亡。

【註1】：陸克文，《可避免的戰爭——美國與習近平治理下的中國》，第52-53頁。

【註2】：《成敗之鑒：陳立夫回憶錄》，第27頁。

【註3】：即壟斷資本主義，列寧提出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發展的最高階段。

【註4】：《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一冊第130-131頁。

【註5】：《成敗之鑒：陳立夫回憶錄》，第104頁。

【註6】：《成敗之鑒：陳立夫回憶錄》，第175頁。

【註7】：胡適，《福建的大變局》，維基文庫。

＊作者為台大土木工程博士，台北市土木建築學會理事長，前中華民國結構技師全聯會理事長，著有《狼煙未燼》（墨言文化）獲白先勇推薦，並登博客來及金石堂2022年度華文創作百大暢銷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