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余英時在普林斯頓寓所的客廳，是知交友人、後學晚輩、意見領袖、落難書生常常造訪的地方。余先生與夫人總是開門迎客，關懷各人學思經歷，處境遭遇，也不吝交流，盡力幫助。2022年7月31日，余英時先生逝世一年之際，聯經出版主辦「回到余英時的客廳」線上紀念活動，邀請了曾經在余英時的客廳與先生談論學術、思考生活的好友與知交，延續對先生的思慕，探討仍在影響後世的學思貢獻。本篇文章為國立中央大學歷史學研究所教授李孝悌在活動中的發言輯錄。
有幾年我在香港工作，到最後，常常覺得案牘勞形。有一天，剛好收到葛兆光教授的《何為中國？疆域、民族、文化與歷史》，就覺得非常興奮，有這樣的學術書可以讀。後來，我再收到剛剛丘慧芬教授講的《論天人之際》，覺得非常震驚。就像豐恩剛剛講的，余先生年紀已經這麼（大），仍然源源不絕，「為有源頭活水來」，寫了那麼一本震撼人心的著作。而對我來說，這特別是一個救贖，把我從案牘勞形裡面救贖出來。而且我覺得那本書有他一貫的風格——詳細的論證，陳述非常清晰。
在余先生這麼多著作裡面，從最後的《論天人之際》、到早期我們都要讀的《歷史與思想》，我覺得有一個特色——我們都知道余先生對西方理論非常熟悉，對西方的歷史著作也非常熟；他平常在書裡不太願意用西方理論，更對此有一些批評。當然《論戴震與章學誠》是比較特殊的一個例外，不過也只是簡單利用了柏林（Isauah Berlin）的「狐狸與刺蝟」。
余先生這本書其實可以說是要跟韋伯「格鬥」（engage）。他很多地方完全不同意韋伯的觀點，他認為韋伯完全誤解了中國的宗教精神。
與韋伯「格鬥」的余英時
在這麼多著作裡面，余先生都有自己的問題（意識）；他有這麼多豐富的史料，要去寫書。我覺得《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是一本非常特殊的書，整本書的出發點，幾乎就是要跟一位學術巨人───韋伯（Max Weber）進行「格鬥」。
這讓我想到了我的指導教授——已經逝世的孔飛力（Philip Alden Kuhn，又名孔復禮）教授。孔復禮教授寫書有點嚴肅乏味（dry），可是他15年寫完一本書，就變成一個經典。他真正寫了一本暢銷書《叫魂》，又好又叫座。在《叫魂》裡面，無獨有偶地，孔復禮也借用了韋伯的理論，不過他跟余先生不太一樣。余先生這本書其實可以說是要跟韋伯「格鬥」（engage）。他很多地方完全不同意韋伯的觀點，他認為韋伯完全誤解了中國的宗教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