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道德和法律，都因之得看所施的對象和「自己」的關係而加以程度上的伸縮。我見過不少痛罵貪污的朋友，遇到他的父親貪污時，不但不罵，而且代他諱隱。更甚的，他還可以向父親要貪污得來的錢，同時罵別人貪污。等到自己貪污時，還可以「能幹」兩字來自解。這在差序社會裡可以不覺得是矛盾；因為在這種社會中，一切普遍的標準並不發生作用，一定要問清了，對象是誰，和自己是什麼關係之後，才能決定拿出什麼標準來。」（費孝通，1947：67）
乍看之下，讀者可能會以為這段話是在描述當今中國大陸的官場或中國社會。敏感度更高的人，甚至會覺得如果把第一段的「中國」兩個字拿掉換成「台灣」，似乎也滿貼切的。雖然這樣的感受都沒有錯，但這段文字的出處，是已故的中國社會學大師費孝通在1947年出版的《鄉土中國》中的一段話。他當時要解釋的問題是，為何相較於現代西方社會的「公共道德」，傳統中國社會總是比較「自私」呢？換言之，為何中國人好像總是比較「為私而不為公」呢？
簡言之，他認為傳統中國農業社會的道德標準是所謂的「差序格局」，每個人都以自己為核心向外延伸，離自己越近的關係越緊密，越往外推則關係越淡薄，直到毫無關係為止。差序格局引起了不同的道德觀念，與自己關係越緊密的人，道德標準就越鬆。反之，與自己關係越淡薄的人，就要用嚴格的道德標準來對待。這就是俗話說的，有關係就沒關係，對人不對事。傳統社會就是這樣一個由無數私人關係搭成的網絡，是非對錯的評判沒有客觀標準，一切都看親疏遠近，所有的價值標準也不能超脫於差序的人倫而存在。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就是這樣的道理。
反之，現代西方工業社會的道德標準是所謂的「團體格局」，在國家這個大團體下，每個人的地位都是平等的，互相尊重各自的權利，團體也保障每個人的權利都是平等的，而且不受侵害。在團體格局中，道德觀念是超越私人關係的，以法律為基準，凡事都應該有客觀的評判標準，與遠近親疏、人情義理無關，可以說是對事不對人。這也是為何越現代化的西方國家，例如英國，總會給人一種冷酷無情的印象。
差序格局本身並沒有什麼錯，上千年來，都能夠與傳統中國農村的社會條件配合，相輔相成，運作良好。然而，進入現代社會後，隨著資本主和工業的發展，科學的進步和市民社會的擴大，為了要讓為數眾多的陌生人得以順利合作，就必須要超越親疏遠近，凡事都必須講求平等權利、客觀標準和公平競爭，以及法律的保障。如果已經進入到現代工業社會，卻還是用傳統社會的道德標準在處理事情，就會妨礙國家社會的進步，甚至造成重大災難。 （相關報導： 弘安觀點：蔡英文親自護航吳音寧，民進黨能守住的基本盤？ ｜ 更多文章 ）
例如，民國初年的北洋軍閥，雖然擁有現代軍隊的組織，掌控著現代形式的政府。然而，他們不僅反現代，而且還非常的傳統和反動。這是因為，他們的執政道德還是差序格局式的，軍閥之間互相殘殺，橫徵暴斂的壓榨人民，造成極大破壞，只為了搶佔北京的中央政府，目的是控制關稅和向列強借款。這些錢都用來加強自己的軍備，分給親信和同鄉共享，卻置廣大中國人民的死活於不顧，但他們卻覺得理所當然。以私廢公的結果，就是民國初年的政治敗壞、民不聊生。由此可見，如果徒具一個現代政府的表面形式，手握各種現代工具，但執政的道德標準卻停留在傳統社會，這樣的畸形組合，不但不能帶領國家社會進步，甚至會造成更大的危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