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小不讀書，長大當記者」這句話不知道從何而來。此說除了對現役記者重大不敬；也使曾經做過新聞記者的人聽了感到不悅與尷尬；同時給那些對新聞工作有嚮往之情的人打槍。
台灣曾經有媒體做過民調，記者這個職業的社會信任度，確實排在老師、警察、律師、法官、民意代表、政府官員等職業之後，排名第14。這相當程度顯示人們不再相信媒體。媒體也失去了做為社會公器：制衡政府、伸張正義、保護人民權益的角色。不只台灣如此，美國蓋洛普民調，也只有32％的美國人信任大眾媒體（包括報紙、電視、電台）；而1976年時，信任度是72％。相隔40年，民眾對媒體的信任度下滑40個百分點。社會信任度的下滑，記者及其他新聞工作者固然應該自我反省，但是新聞報導的產程，記者只是其中的一個角色，社會對記者的信任度低落，這筆帳全部記在記者的頭上並不公平。
記者、編輯與讀者是戕害真實的共犯結構
大約30年前，當我告別新聞界時，曾寫了一篇〈故事〉發表在中國時報的「人間副刊」。這篇文章幾乎可說是我對新聞工作的「懺情書」。今作此文，思緒所及，特別取出舊作數段，以供自省：
「……我開始思考編輯在建構意義上的專橫與武斷，特別教我印象深刻的是叔本華說過的一句話。這位悲觀哲學家在他的一篇論文<著作家的職務論>裡說︰「許多不好的著作家用一生的精力，去供給愚狂的大眾閱讀那些毫無所得的出版品──即所謂的新聞記者。」
「記者為了公眾議題而仗義執言，當然可以針對事件抽絲剝繭，問題是再感人的故事，也禁不住一寫再寫，只要編輯懷疑讀者可能沒有耐性了，記者立刻會被要求閉嘴，正義當然就沉淪了。」
「……當今的記者、編輯與讀者似乎已經勾結成一組戕害真實的共犯結構。他們不在乎什麼是真實，或者說他們太瞭解真實的乏味，而拒絕探觸真實。他們只聽到讀者異口同聲地向世界索求︰「我們需要故事，要好聽的故事。」而「沒有情節的新聞就是壞新聞」於是成了編輯臺上的金科玉律。新聞記者只好發揮小說家的本領，以廉價而刻板的邏輯羅織出大眾口味的故事來。對讀者而言，這樣的新聞讀來很有自信，因為這樣「有頭有尾」的紀事滿足了他們淺薄的推理能力，呼應了他們對世俗因果的定見，至少有這名和他一樣思想簡單的記者為他做證。讀者愛吃這樣的菜，記者如果不去買這些材料，編輯就不下鍋，因此成為自愚愚人的三角關係。」
這篇文章寫於1996年，距今將近30年，雖然這個「自愚愚人的三角關係」依然不變，但是新聞記者的角色和挑戰與當年相較已有巨大的不同。
在民粹主義下記者在「民主參與」中扮演甚麼角色？
「假新聞」、「另類事實」對媒體的日常攻擊，正在重新定義媒體對新一代的角色。客觀中立已經不在是新聞學的金科玉律，主流媒體傳統上允許記者擔任兩種角色。過去的年代，新聞媒體為了保持一定的倫理與道德，他們必須要麼是報告事實的中立觀察者，要麼直白地指出他們是支持黨派議程的有偏見的代言人。 （相關報導： 觀點投書：蔡英文讓台灣的新聞自由蒙羞 ｜ 更多文章 ）
斯蒂芬沃德（Stephen J. A. Ward）寫的《民粹主義時代的道德新聞：民主參與的記者》（Ethical Journalism in a Populist Age: The Democratically Engaged Journalist）對新時代的新聞媒體開了出路，這位全球領先的媒體倫理學家建議新聞業需要採用第三條道路並開始實踐一種新型新聞業：民主參與的新聞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