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國務卿布林肯表示，將在未來幾周就應對中國崛起的戰略發表公開演說。普林斯頓大學政治和國際事務學教授范亞倫（Aaron Friedberg）最近接受美國之音專訪表示，過去的對華接觸政策之所以失敗，是因為美國和西方精英誤讀了中國。他認為，新戰略應減少與中國的接觸，包括與中國經濟的部分脫鉤。
范亞倫在其新書《誤讀中國》（ Getting China Wrong ）中指出，對華接觸政策失敗的主要原因是，美國和西方沒有認識到中國列寧主義政權的本質，「低估了中共的適應能力、智謀策略和殘忍無情，誤判了中共維持國內政治統治的決心，沒有認識到中共修正主義國際野心的程度和嚴重性。」
范亞倫對西方民主國家與這樣的政權之間建立穩定和富有成果的關係持懷疑態度。他在書中寫道：「中共對於政治的列寧主義零和觀點，他們長期存在的野心，他們對西方的敵意之深，以及現在對其實力增長的自信，這些集合在一起意味著，至少在可見的將來，真正的'和平共處'是不可能的。」
范亞倫主張對華採取更強硬的政策，認為這樣的政策不僅不會增加戰爭風險，反而可以有助於減少這樣的風險。他說：「我對於未來5到10年最大的擔憂，不是美國和西方會做得太多或激怒中國，而是擔心我們做得太少或是看起來做得不足，讓中國領導人可能誤判他們可以成功地使用武力改變現狀。」
記者： 你的書名《誤讀中國》。我們怎樣誤讀了中國？
范亞倫：我認為美國政策制定者以及其他民主國家的政策制定者的主要錯誤或誤解，是低估了中國共產黨對獨掌政治權力的韌性和決心。西方過去認為，與中國接觸，尤其是與中國的經濟接觸，會逐步讓中國的經濟制度進而最終讓中國的政治制度發生改變。但正如他們自己所說，他們低估了中共確保不會發生這種情況的決心。
記者：一些評論將中國內政外交的負面轉變歸因於集中權力並且尋求終身統治的習近平，開始懷念胡錦濤或江澤民的時代，認為那些時代可能更好。你如何看這種觀點？
范亞倫：我認為，事情在多個方面都在加速和惡化，或者說在多個方面變得更加明顯，無論是中共政權的壓制性，還是權力的集中，擴大重商主義經濟政策的使用，或是更強硬或咄咄逼人的外交政策。但我覺得，所有這些趨勢在習近平上台之前就都可以看得到，其中的大部分在胡錦濤第二任期的後期就開始出現。
記者：你在書中將習近平稱為「復興主義者」，是否意味這是制度的問題，而不是個別領導人的問題？
范亞倫：是的，我認為是這樣。我認為，那個制度最重要的方面是，它是一個列寧主義政治制度。它圍繞一個政黨組織而成，這個政黨將所有權力集中在自己手中，聲稱自己有權控制經濟、社會、政治生活的各個方面，不受任何外部力量或因素的任何限制或約束，沒有獨立的法院，沒有擁有任何有意義的權力的立法機構。這就是這個制度的本質，其目的是永遠和無限期地統治下去。從這個意義上說，我認為我們看到的是一種延續和復興，試圖復興那個制度，讓那個制度在未來無限期地運作下去。
現在，習近平的行事方式可能最終會削弱中國的實力，並可能產生意想不到的後果。但他想要做什麼是很明顯的。
記者：中國沒有變成自由民主大國，美國應該接下來應該怎麼做？脫鉤（disengagement）是否是可能和現實？未來應該採取什麼樣的戰略？
范亞倫：首先，我認為美國和其他民主大國必須承認之前的政策失敗了，承認至少在目前，他們對中國制度的演變幾乎甚至毫無影響力。事實上，中國正在朝與他們所希望相反的方向發展。
其次，需要認識到我們的短期目標必須是防禦性的。我們向中國開放了我們的社會和經濟，而中國利用這一點，將我們置於不利地位。我們需要採取措施限制中國繼續這樣做的能力。我們還需要加強我們的軍事地位，並與盟友和志同道合的伙伴合作，努力在印太地區保持有利的力量平衡，以遏制中國在擴大軍事能力之際的咄咄逼人行為...我們已經開始行動，在過去的幾年裡，已經做了不少，但是還未到達所需的程度。
中國的對外政策是其國內政權特徵的體現，我不認為這些政策會發生很大變化，肯定不會在未來5年、10年、15年和20年習近平繼續執政的情況下。但即使習近平被其他人取代，這些政策的勢頭已經建立。我認為，在未來的一段時間內，我們將面對一個非常強硬和非常難以應對的中國。
記者：你在書中說，採取更強硬和堅定的對華政策不會增加戰爭風險，實際上可以幫助減少這樣的風險。不過你在書中也提到，中國長期認為美國或所謂的外國勢力試圖圍堵中國。更強硬的做法是否會助長中國的這種心態，導致中國冒更大的風險或採取更激進的行動？
范亞倫：這是一個非常好的問題，讓我試著這樣回答。首先，我確實認為中國領導人有那樣的看法。他們還試圖利用西方圍堵中國這樣的指責來調動國內的政治支持，或是試圖迷惑干擾西方國家。他們有這種看法和擔憂。但即使美國和西方國家在1990年代和2000年代初期盡可能地對中國開放和友好，試圖將中國融入國際體系的時候，他們也有這種看法。
我由此得出的結論是，美國或其盟國不可能在不向中共政權屈服的情況下，採取消除這種不安全感的政策。他們無法讓中共感到安全，他們也不應該嘗試，因為超過一定程度就會很危險。中共領導層確實有那些恐懼和擔憂，但我覺得要減少這些擔憂，我們能做的不多。
我對於未來5到10年最大的擔憂，不是美國和西方會做得太多或激怒中國，而是擔心我們做得太少或是看起來做得不足，讓中國領導人誤判他們可以成功地使用武力改變現狀。他們很可能會發現他們錯了，但那時我們已經陷入了衝突。因此我希望我們採取更強硬的立場，發展我們的力量，加強我們的防衛，努力繼續遏制中國咄咄逼人的行為。我認為這是當下的主要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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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你在書中主張我們應該在經濟上追求部分脫鉤（partial disengagement）。這種部分脫鉤能走多遠？
范亞倫：這個過程主要不是美國推動的，肯定不完全是美國推動的。事實上，一段時間以來，中國出於戰略原因一直在推行旨在減少和部分脫離對美國經濟和其他發達民主國家經濟依賴的政策，以降低中國面臨壓力時的脆弱性，如其領導人所說的，讓中國在技術上獨立自主。
所以我認為，我們已經開始沿著進一步脫鉤的道路前進了。我不認為會是全面脫鉤，除非我們與中國發生衝突，或者中國採取類似俄羅斯對烏克蘭那樣的行動。。。但是我們對中國進口開放、向中國大量出口技術、或是對中國攫取技術而不會強烈反對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
記者：在制衡中國方面，拜登政府非常重視與盟友和夥伴的協調合作。俄羅斯的例子表明，這樣的協調合作可以對侵略行為作出回應。但是美國與其盟國之間仍然存在分歧，孤立俄羅斯的努力能持續多久有待觀察。那麼如果是中國，協同制衡中國的努力能走多遠？
范亞倫：對於中國，首先我要說的是，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似乎對在歐洲和亞洲的民眾有種警醒作用。我感覺，俄羅斯或中國會入侵另一個國家或實體（比如台灣）的這種看法對大多數人來說是相當抽象的，很多人根本不相信會發生。現在我們看到，這是可能發生的。
如果發生類似的情況，是否有可能對中國實施類似對俄羅斯實施的那種全面經濟制裁，就是一個非常現實的問題。由於一些歐洲國家依賴俄羅斯能源，現在對俄羅斯的制裁併不充分。中國有可能處於更強有力的地位，因為世界上的許多經濟體都依賴中國生產的各類產品，而不只是一種產品。恐怕中國領導人可能會相信，正是出於這個原因，西方國家最後不會真的對他們實施嚴厲制裁。如果他們如此確信，他們更可能會使用武力。
也許更重要的是，他們可以做些什麼來說服中國領導人相信，無論他們願意怎麼想，如果他們真的採取侵略行動，西方將實施協調一致的經濟舉措，而這些舉措將會損害他們的經濟並且可能威脅到他們政治制度的穩定？我不確定我們是否能做到，但我認為我們需要認真思考如何去做，如何說服中國。
記者：談到台灣，美國前國家安全顧問波頓說，美國應該在台灣駐軍。此外，一些美國國會議員呼籲結束對台灣的戰略模糊。您在書中也提到美國在中國入侵台灣時支持和協防台灣的重要性。那麼您如何看待波頓和其他國會議員的觀點？您是否認為有必要調整對台政策？
范亞倫：首先我要說，如果中國對台灣使用武力，特別是如果成功佔領和征服台灣，這顯然會給台灣人民帶來災難性的後果，同時也會給整個太平洋地區的和平與穩定帶來災難性的後果。這將會威脅到我們的盟友以及日本和韓國。從我們的角度來看，這將以非常負面的方式改變戰略格局，最終讓中國處於更強大的地位，使其得以脅迫其他國家並挑戰我們的聯盟關係。我認為這是中國長期想要做的事情，也是我們需要努力防止發生的。
在我看來，我們做什麼比我們說什麼更重要。如果我們明天說我們將結束戰略模糊但卻什麼都不做，並不會讓情況得到改善，反而可能會讓情況變得更糟。所以我認為，問題在於我們如何能夠讓中國領導人及軍事規劃者更加相信，美國及其地區主要盟友事實上是會進行干預，並且會迅速介入，以一種有效的方式幫助台灣挫敗至少是初始階段的入侵企圖。
記者：回到中共的制度及其目標和野心。人們普遍認為，中國的目標是取代美國成為地區乃至全球的領導者，重塑現有國際秩序使其更有利於中共的統治。您認為中國能否真正實現這樣的目標？
范亞倫：他們正試圖建立自己的替代體系，由他們主導的各種機構組成。我認為正在出現的情況是，他們可能更關注在發展中世界成為或被視為主導力量。有很多原因，不過他們認為，發展中世界擁有大量人口，包含許多國家，如果其中的一部分經濟健康增長，可以成為世界經濟的動力，幫助中國維持自身的增長。他們對贏得我們的支持不抱任何希望，也沒希望在歐洲或日本做到這一點。
他們是世界上許多國家的最大貿易夥伴。他們真正想要的是佔據他們所謂的科技制高點，成為科技和創新的主導力量，因為他們認為21世紀的各種力量，軍事和政治力量都源自於此。這一點是非常清楚的。他們想在那個領域取代我們。他們投入了大量資源，但我們還沒有採取足夠的措施來防止他們為了超越我們而利用我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