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6年國防部首度公布共機在我國鄰近海域襲擾以來，這種行為逐漸常態化，共軍稱此為遠海長航，我國防部稱為跨區訓練，媒體及大眾則習稱共機繞臺或擾臺。這幾種稱呼，反應了看待此狀況時不同的切入角度：使用遠海長航或跨區演訓是從軍事角度出發，使用「繞台」看到的是政治上的威脅恫嚇，使用「擾台」則側重於空域的法律權益受損。
分析近年共機繞台的行為，可歸納出幾項趨勢：戰機出勤頻率屢創新高、參與機種從戰鬥型擴大至偵蒐預警型、出沒地點由東海逐漸位移至南海。這說明共軍的目的，已從過去派遣少量戰鬥型機種試圖達到政治警示效果，轉變為常態化派遣大量且多元機型，以期達到軍事訓練及情報偵蒐效果，至於活動範圍的位移，更可窺知共軍戰略思維的轉變。
就政治層面而言，共軍於2016年我政黨輪替後首次擾臺，直觀解讀就是藉此對我政府表達不滿，同時也利用這種行為，試圖對美國支持臺灣及在南海的軍事活動提出警告。以政治意圖解釋共機擾臺，在許多時候雖能找到相對應的事件，但仍然有很多時候無法找出絕對的因果關係，容易淪為個人臆測。因此，還有必要探討背後的軍事考量，方能掌握事實全貌。
以2018年為分界，此前共機主要現身於宮古海峽、對馬海峽等東海水域，顯示此時的假想敵可能是相互之間簽有安保條約的美國與日本。此後共機演訓範圍逐漸轉移至我國西南沿海至巴士海峽間的南海水域，原因可能與川普上任後對之採取貿易制裁，且在軍事上提出印太戰略有關，因為南海正是連接印、太兩洋的通道，故而研判美國加強印太防務，將使可能的衝突上演於此。
最後就法律層面看，自兩岸分裂分治以來，海峽中線長期是雙方恪守的默契，直到近年才遭共機打破。這種前後反差式表現可解釋為：大陸在空軍實力不足時，願意遵守中線默契以保障自身，羽翼漸豐後不願再受規範。除此之外，大陸也積極在東海、南海擴大劃設防空識別區，這雖純粹是國內法行為，卻帶有向周邊國家宣示空域不容侵犯的意味，在國際上產生行為慣例。
面對共機在我國西南海域已成例行性的演訓，國軍儘管依舊派出戰機監控，但心理上可能因此鬆懈，忽略了共機在猝不即防下發動突襲的潛在風險。事實上，演訓的目的，除軍事上檢驗操練成果、政治上震攝對手外，還包含心理上欺敵的成分，例如在1973年埃及、敘利亞正是利用演習名義，在以色列贖罪日發動戰爭，使後者在與阿拉伯國家多次交手中出現少見敗蹟。
我國在政治上，應避免對共機行為的政治動機做出過度解讀，以免落入尋釁陷阱；軍事上，也不能因為共機演訓目標轉移為針對美國的印太布局而失去警戒，因為其最終目的仍不脫對臺作戰時的反制外軍介入；法律上，仍應堅守與之重疊的防空識別區，對襲擾共機進行監控，以防止遭越雷池一步。 （相關報導： 沈榮欽專欄：撐起中共大外宣的「數位絲路」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公務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