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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與伊朗的衝突在事發12日後落下帷幕，美國以鑽地炸彈轟炸伊朗無疑是關鍵，其威力就如同結束二戰的兩顆原子彈般，讓對手瞬間鬥志全消。對以色列而言，衝突是自2023年10月遭哈瑪斯突襲以來的連續性行動，目的是為了阻斷哈瑪斯、黎巴嫩真主黨、葉門胡塞武裝等激進組織幕後主要資助者，因此並不存在「先動手」問題；至於後續介入的美國，其行動究竟是與以色列有先期協調抑或臨時......

習近平在中共20大打破「兩屆10年」慣例、尋求個人集權之舉，意味著自胡溫時期以來致力推動的中國民主化進程正逐步重回專制，也激化了中國民眾公民意識覺醒。

第三項因習近平集權而被破壞的慣例是「黨政分開」原則徹底遭破壞，黨政關係由習近平執政前期的「以黨領政」，逐步發展成今天的「以黨代政」。

第二項因習近平集權而被破壞的慣例是黨內民主，或者更精確的說，是其中的派系平衡原則。

習近平為追求個人集權，打破了黨內多項制度或淺規則，包括：隔代接班、黨內民主、黨政分開、集體領導。

前文提及可能對習近平集權造成約制的4種力量-江派、團派、太子黨及深層中央，均屬於中共黨內的特殊群體，那麼放眼黨外，是否也存在可能對習近平集權構成威脅的力量？答案很可能是民營企業，即中共所稱的資本家。

中共黨史中，黨內元老一直是影響政局的重要力量，習近平為撲滅此風氣，不只一次透過言語或行動，表態反對退休幹部干政。

「太子黨」與「紅二代」是兩個經常混用的名詞，指涉對象約略相同，在視為政治派系時，多使用「太子黨」，其他狀況則使用「紅二代」。

在回顧了習近平集權的基礎後，第二部份將探討何以在習近平的集權之路上，竟然沒有任何力量足以制衡。

繼「江派」之後，「團派」成為另一個沒落的派系。

在贏得黨內元老、「紅二代」群體、軍隊、庶民等各方勢力支持後，習近平進一步透過制訂「歷史決議」，在意識型態上為自己持續掌權的正當性進行論述。

在習近平遂行個人集權的各種手段中，「大內宣」幾乎可與打貪反腐放在等量齊觀的地位。毛澤東曾說：「槍桿子、筆桿子，革命就靠這兩桿子」(後人又另外加上刀把子、錢袋子)，習近平藉著與軍隊的特殊淵源迅速控制了「槍桿子」後，又透過對國家宣傳工具的加強支配掌握了「筆桿子」。

具備「紅色血統」及與軍隊的特殊淵源，可視為習近平在集權之路上的先天利基，但徒具這些優勢是不夠的，必也搭配其他後天手段方能遂行。打貪反腐，則可謂所有手段中最重要的一項：消極而言，有助習近平藉以震懾黨內反對勢力；積極而言，則可由此贏得民眾支持。

習近平集權的第二項利基，係其與軍隊的特殊淵源，這讓他在甫上任不久便將軍權完全納入掌控。

習近平在2012年10月中共18大出任中央總書記時，權力基礎並不穩固，一度被外界喻為「史上最弱勢領導」，然而事實卻是，習近平運用一系列手段肅清反對勢力、極大權於一身，至2018年3月「兩會」（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全國政治協商會議）期間透過修憲取消國家主席任期制後，突破「兩屆10年」（擔任黨和國家領導人職位最多兩屆、總共10年）限制已可預期。

中國新政府走馬上任，多個要職由習近平親信出掌，引發外界「用人唯親」、「走向一言堂」、「技術官僚時代結束」等質疑，然而細觀人事安排，效忠固然是一大考量，專業也並未偏廢。

自2016年國防部首度公布共機在我國鄰近海域襲擾以來，這種行為逐漸常態化，共軍稱此為遠海長航，我國防部稱為跨區訓練，媒體及大眾則習稱共機繞臺或擾臺。這幾種稱呼，反應了看待此狀況時不同的切入角度：使用遠海長航或跨區演訓是從軍事角度出發，使用「繞台」看到的是政治上的威脅恫嚇，使用「擾台」則側重於空域的法律權益受損。

在兩岸競相申請加入CPTPP（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議）後，各方評論幾乎都以零和的角度切入，試圖探討在大陸的反對下，我國該如何尋求外部奧援，提升加盟的可行性，卻未曾釜底抽薪思考問題的真正解方：與對岸展開政治溝通，談判達成雙贏的可能性。

塔利班以超乎預期的速度，在美軍尚未完全撤離之際，即入主喀布爾，甚至以不戰而屈人之兵的方式，完成政權和平轉移，不禁令人好奇，武器性能落後、兵源不如政府軍的塔利班，是如何勝出的。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於7月23日，針對中國共產黨意識形態進行批評，被媒體認為是恐開啟美、中冷戰的「新鐵幕演說」。然而，10天過後，不僅盟國未積極回應，中國也消極以避，與當年英國首相邱吉爾發表「鐵幕演說」後，盟國紛紛響應，蘇聯領導人史達林放聲力批的情形，形成強烈對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