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點投書：習近平集權破壞的制度─用人唯親

第二項因習近平集權而被破壞的慣例是黨內民主，或者更精確的說，是其中的派系平衡原則。

中共建黨之初，成員來自各地，1921年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時，許多成員甚至是首次見面，首任總書記陳獨秀用「黨內無派，千奇百怪」加以形容；之後中共面臨國軍圍剿，黨員四處流竄、各自發展，形成各自為政的山頭主義，毛澤東多次告誡「我們要搞五湖四海，不要搞山頭主義」，意即接納黨內不同意見，但要求彼此必須相互協作。1956年，中共召開建政後首次全國代表大會，即中共8大，首次提出黨內民主概念-「要堅持民主集中制和集體領導制度，反對個人崇拜，發展黨內民主，加強黨和群眾的聯繫」。

然而在文革時期，毛澤東個人集權達極致，黨內民主不被重視，直到改革開放初期，鄧小平改採集體領導，倡議「黨內要暢所欲言」、「黨內鬥爭要有原則」。胡錦濤執政後，作為中共第一個沒有「核心」稱號的領導人，更極力推廣黨內民主。習近平為追求個人集權，在中共20大提拔親信李強、丁薛祥、蔡奇為新任政治局常委，其他政治局委員也有多位是過去的舊部，習家軍以外派系則完全無法取得一席之地，打破黨內民主中最重要的派系平衡原則。

中共的派系平衡原則

毛澤東提出的五湖四海原則，可視為中共第一個對於維持黨內派系平衡的主張。五湖四海一詞具有黨外聯合及黨內平衡兩層面意涵：就黨外聯合而言，是指聯合中共以外的其他一切勢力，爭取大多數人民支持，以便達成黨的目標；就黨內平衡而言，則指用人來源不能過於單一。

1949年3月，毛澤東在《黨委會的工作方法》指出：「注意團結那些和自己意見不同的同志一道工作。不論在地方上或部隊裡，都應該注意這一條。對黨外人士也是一樣。我們都是從五湖四海集攏來的，我們不僅要善於團結意見相同的同志，而且要善於團結和自己意見不同的同志一道工作。我們當中還有犯過很大錯誤的人，不要嫌這些人，要準備和他們一道工作。」1978年2月，中共第11屆5中全會通過《關於黨內生活的若干準則》，明確將此原則做為黨的指導原則：「黨的幹部特別是領導幹部，在處理黨內關係方面要實行『五湖四海』的原則，這就是說，要團結一切忠實於黨的利益的同志，團結大多數。」

五湖四海一詞具有幾項特性：首先是廣泛性，即在選才時考量各個區域省份的均衡；其次是包容性，即就算各路人馬對於政見有爭論，也應有接納不同意見的胸襟，彼此求同存異，而非動輒給對方「戴帽子」；再則是平等性，即無論分屬哪個派系，「都是同一個父母生的」，必須以革命利益為首要考量；最後是團結性，毛澤東認為，蔣介石輸掉國共內戰的一大敗因就是任用親信，只有與其有關係的浙江同鄉、日本士官學校同學、黃埔畢業生能成為嫡系人馬，其他如李宗仁、馮玉祥、閻錫山的部隊都被視為雜牌軍，如果中共在建政前同樣不願接納意見相左、甚至在政治上有汙點者，就不可能組織起「革命大軍」。 （相關報導： 風評：蘇貞昌「干政」？民進黨幫派治國 ｜ 更多文章 ）

實際用人上，毛澤東也確實在一定程度上做到該原則，例如1945年以《關於第七屆候補中央委員選舉問題》講話力挺被歸類為國際派的王稼祥參選中央委員、任用同樣屬於國際派的楊尚昆擔任中央辦公廳主任(直到1966年才換成汪東興)、建政後隨即選擇「白區」(指在國民黨統治區從事地下工作、未曾在第一線參與革命活動者)出身的劉少奇為二把手、以3名非共產黨員為人民政府副主席(孫中山遺孀宋慶齡、中國民主同盟主席張瀾、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主席李濟深)、1955年核定10位元帥時力求各軍系平衡、文革期間任用工人出身的王洪文擔任中共中央副主席、農人出身且不識字的陳永貴擔任國務院副總理。從這些案例，可看出毛澤東無論在派系、階級、黨內外之間，都試圖追求用人平衡。

毛澤東逝世後，許多人習慣將之後的十多年稱為「鄧小平時期」，這種說法其實有失公允，因為當時鄧小平雖是黨的核心，卻也不能為所欲為。改革開放初期，中共元老多數仍在世，其中陳雲更是在1950年任弼時病逝後就遞補擔任政治局常委，相較下鄧小平則是到1956年中共8大才成為常委，使得當時的政局呈現出「雙核心」狀態，並且持續了很多年，「以鄧小平同志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是在1989年「六四鎮壓」後才有的說法，且即使如此，該語句中仍不忘強調「集體」的概念。

鄧小平曾說：「中國的關鍵問題在於共產黨要有一個好的政治局，特別是好的政治局常委會。只要這個環節不發生問題，中國就穩如泰山。」可知政治局、尤其是常委會，可謂集體領導的核心。中共認為，所謂集體領導制是指由多人組成的政治局常委會及其集體領導機制，體現於五大方面：集體交班、集體分工協作、集體學習、集體調研、集體決策，而這些機制發源於毛澤東、重建於鄧小平、成形於江澤民、完善於胡錦濤。

到了胡錦濤任內，開始大力提倡黨內民主。2007年胡錦濤在17大政治報告指出應「積極推進黨內民主建設，著力增強黨的團結統一」，具體方法可歸納為：中央委員差額選舉；以投票決定政策及人事；任期及退休年齡法制化；強化黨內監督力量；黨的事務及決策公開；從鎮委或村委等基層辦理選舉試點。按照以上機制，黨內在開放參與後將形成競爭狀態，人事任免不再由當權者一人說了算，決策也必須在各方共識下做出。儘管胡錦濤在報告中隻字未論及派系問題，但若照著黨內民主的方向走，因差額選舉賦予了各派系參與重要職位角逐的權利，實際運作時將自然呈現出高度的平衡。

中共第20屆政治局由習派人馬領軍

由於政治局是集體領導的核心，觀察政治局委員背景，可判斷政治權力的分布究竟是個人集權或集體領導。中共第20屆政治局共24席，較上屆減少1席，常委排名依序是習近平、李強、趙樂際、王滬寧、蔡奇、丁薛祥、李希，委員則有馬興瑞、王毅、尹力、石泰峰、劉國中、李干傑、李書磊、李鴻忠、何立峰、何衛東、張又俠、張國清、陳文清、陳吉寧、陳敏爾、袁家軍、黃坤明。這24人中，連任者除7名常委外，另有李鴻忠、陳敏爾、黃坤明，共10人。

本屆政治局中，扣除習近平本人，趙樂際、王滬寧兩名連任常委，及屬於軍系人馬的軍委會副主席張又俠、何衛東，及來自外交系統的外事辦主任王毅，剩下的17人大致可歸類成幾大系統，即福建舊部、浙江舊部、上海舊部、中央黨校舊部、技術官僚群體。 （相關報導： 風評：蘇貞昌「干政」？民進黨幫派治國 ｜ 更多文章 ）

福建舊部。習近平從1985年至2002年都在福建任職，福建系人馬成為習家軍一大來源，包括中央辦公廳主任蔡奇、廣東省委書記黃坤明、國務院副總理何立峰。蔡奇為福建人，福建師範大學經濟法律學院政治經濟專業畢業，擁有經濟學博士學位，早年長期在福建、浙江任職，幾乎與習近平主政兩地時間重疊；黃坤明為福建人，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專業畢業，擁有管理學博士學位，早年長期在福建、浙江任職，也幾乎與習近平主政兩地期間重疊；何立峰為廣東人，廈門大學財經系畢業，擁有廈門大學經濟學博士學位，早年長期在福建任職，之後又歷任天津市委副書記、國家發改委主任、全國政協副主席等職。除此之外，未進入政治局但發展較好的福建舊部還有王小洪，他同樣是福建人，早年長期在福建任職，現任中共中央委員、政法委副書記兼公安部長。

浙江舊部。習近平於2002年至2007年主政浙江，浙江系人馬成為習家軍另一主要來源，包括國務院總理李強、天津市委書記陳敏爾，另外由於蔡奇、黃坤明也有在浙江任職經驗，被視為兼具福建系與浙江系關係。李強為浙江人，中央黨校研究生學歷，早年長期在浙江任職，習近平執政後先後主政浙江、江蘇、上海；陳敏爾為浙江人，紹興師範專科中文系畢業，早年長期在浙江任職，習近平執政後先後主政貴州、重慶、天津。浙江系人馬是習近平執政後，習家軍中第一個被外界點名為派系的群體。2014年，香港《大公報》發表評論文章「北京觀察：中國政壇的『之江新軍』」，此後外界經常用「之江新軍」一詞代稱浙江系人馬(「之江」為錢塘江下游別稱，習近平主政浙江期間曾出版《之江新語》)。這個派系在中共19大中大放異彩，目前仍居高位者還有最高人民檢察院副院長應勇、中央軍委辦公廳主任鍾紹軍、安徽省委書記鄭柵潔、河南省委書記樓陽生、國家安全部長陳一新、國務院港澳臺辦副主任駱惠寧。浙江系人馬雖陣容龐大，但真正進入權力核心的只有李強、陳敏爾，似因崛起較早而後繼乏力。

上海舊部。2007年習近平短暫主政上海，也拔擢了一些當地人才，目前檯面上最知名的是國務院副總理首席丁薛祥。丁薛祥為江蘇人，上海復旦大學行政管理系、東北重型機械學院機械工程系畢業，早年長期在上海任職，習近平擔任上海市委書記期間，拔擢丁薛祥為上海市委常委，習近平入主中央後，先後擔任中央辦公廳副主任、主任，可視為習近平的頭號心腹。由於習近平主政上海係「過水」性質，時間僅有半年多，提拔的上海舊部並不多，比較有名的還有19屆政治局委員楊曉渡，但他在中共20大時已因超齡而退休。

中央黨校舊部。習近平於2007年至2012年以國家副主席身分兼任中共中央黨校副校長，拔擢了中央宣傳部長李書磊、中央統戰部長石泰峰。李書磊為河南人，畢業於北京大學中文系，擁有中文博士學位，早年長期在中共中央黨校任職，2007年習近平接任該校校長後升任副校長，之後先後派往福建、北京任職；石泰峰為山西人，北京大學法律系畢業，早年長期在中央黨校任職，在習近平兼任中央黨校校長前，已是該校副校長，之後先後派任江蘇、寧夏、內蒙古等地任職。 （相關報導： 風評：蘇貞昌「干政」？民進黨幫派治國 ｜ 更多文章 ）

技術官僚群體。除了以上習近平在福建、浙江、上海、中央黨校任職期間的舊部外，另一個在中共20大獲得大量拔擢的，是與習近平沒有特殊淵源的技術官僚群體，包括國務院副總理劉國中、國務院副總理張國清、浙江省委書記袁家軍、山東省委書記李干傑、新疆自治區委書記馬興瑞、北京委書記尹力、上海市委書記陳吉寧。劉國中畢業於華東工程學院砲彈系，哈爾濱工業大學金屬材料及工藝系碩士，曾任職哈爾濱建成機械廠，該廠為中國兵器工業集團子公司；張國清畢業於長春光學精密機械學院電子工程系，早年長期任職於中國北方工業公司，這是一間由中國兵器工業集團、中國兵器裝備集團合資的子公司，轉入政壇前曾任中國兵器工業集團總經理；袁家軍畢業於北京航空學院飛機設計與應用力學系，早年長期任職於航天工業部，轉入政壇前曾任中國航天總公司副總經理；李干傑畢業於清華大學工程物理系、核能技術研究所碩士，早年長期任職於國家核安全局；馬興瑞畢業於阜新礦業學院機電工程系、天津大學力學系碩士、哈爾濱工業大學飛行動力學博士，早年長期任教於哈爾濱工業大學，轉任政壇前曾任中國航天科技集團總經理；尹力畢業於山東醫科大學醫學系，擁有俄羅斯醫學科學院社會衛生管理博士學位，早年長期任職於國務院研究室、衛生部，2015年派任四川省委副書記、2020年升任福建省委書記；陳吉寧畢業於清華大學土木與環境工程系，擁有英國帝國理工學院環境分析博士學位，早年長期在清華大學任教，2015年派任環境保護部黨組書記、2017派任北京市長、2022年派任上海市委書記。

其餘較難被歸類為特定群體，是中紀委書記李希、陳文清、李鴻忠。李希是甘肅人，西北師範學院中文系畢業，擁有工商管理碩士學位，早年長期在甘肅任職，後陸續調往陝西、上海、廣東、遼寧，有媒體將他與曾至延安「上山下鄉」的王岐山、曾任西安市委書記的栗戰書、出身於陝西的張又俠共同歸類為陝西系或西北系，但他與前面幾人除年齡有差距外，也未曾有過共同經歷，不宜歸類為同一路人馬；陳文清為四川人，西南政法大學法律系畢業，早年長期於四川任職，2006年來到福建任職，因此也有媒體將其歸類為福建系人馬，但因其到任時習近平早已離開福建，難以與其他福建舊部相提並論，故此處獨立介紹；李鴻忠為山東人，吉林大學歷史系畢業，先後任職於遼寧、國務院電子工業部、廣東、湖北、天津，在主政地方前，李鴻忠長期擔任時任國務院副總理李鐵映秘書。李鐵映的父親是中共元老李維漢、母親金維映是鄧小平前妻、岳夫博古在1935年遵義會議前曾是中共最高領導人，這樣的特殊背景下，李鐵映在政壇可謂順風順水，連帶惠及其心腹李鴻忠。習近平執政後，李鴻忠積極向習近平靠攏，是第一個提出「習核心」、「彭麗媛精神」、「忠誠不絕對，就是絕對不忠誠」等概念者。

中共派系未來發展趨勢

在中共第19屆政治局25席委員中，派系分布大致如下：常委中，除習近平本人外，栗戰書為其親信，王滬寧、趙樂際、韓正雖具「江派」背景，但已基本轉向習陣營，李克強、汪洋則是典型的「團派」；委員中，王晨、孫春蘭、李鴻忠、楊潔篪、郭聲琨被認為具有「江派」背景，胡春華屬「團派」，張又俠、劉鶴屬於「紅二代」，李強、蔡奇、丁薛祥、陳敏爾、楊曉渡、黃琨明是習近平舊部，陳希則是習的清華同學，李希、陳全國、許其亮則較難歸屬。而到了第20屆，習近平舊部李強、蔡奇、丁薛祥從委員晉升為常委，陳敏爾、黃坤明續任委員，何立峰、李書磊、石泰峰也成為委員，使得本屆政治局有多達8人曾任習近平舊部，比例占三分之一。「團派」則完全消失於政治局，具有「江派」背景的王滬寧、趙樂際、李鴻忠等也被認為遭習「收編」。

另一值得特別注意的，是「軍工系」崛起。在前述提及7名技術官僚中，除尹力、陳吉寧外，有5人具有在軍事工業部門任職背景。「軍工系」還有一共同特點，就是年輕。相較於20屆政治局委員上任時平均年齡64.5歲，這5人的平均年齡只有59.6歲，這代表他們很有可能連任。除他們外，其他具軍工背景但未進入政治局的正省部級官員還有湖南省委書記張慶偉、全國人大委員教育科學文化衛生委員會副主任委員陳求發(曾任遼寧省委書記)、許達哲(曾任湖南省委書記)。據統計，在中共第19屆中央委員204席中，具有軍工背景者有36人，占18%，20屆中央委員205席中，則有81名，占比近40%。 （相關報導： 風評：蘇貞昌「干政」？民進黨幫派治國 ｜ 更多文章 ）

過去西方學者在研究中國政治時，習慣將官員分為政治官僚(bureaucrat)與技術官僚(technocrat)兩大群體，前者在早期主要來自農村或軍隊，晚近則主要來自學習法律、經濟或其他人文學科者，後者則來自理工領域。改革開放後，在「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要求下，為滿足國家現代化需求，技術官僚群體大量進入政壇，例如江澤民為電子工程背景、李鵬為水電工程背景、胡錦濤為水利工程背景、溫家寶為地質工程背景。然而到了習近平執政後，首次出現總書記及國務院總理均非理工背景情形：習本人是馬克思主義專業，李克強則是法學、經濟學專業。大量拔擢軍工人才，反映出高層對於航太科技、軍事工業的重視，而這麼做的背景則可能來自近年歐美國家對於中國的科技封鎖，因而試圖以此突破禁運，但也有人從反面解讀，認為這是習近平窮兵黷武意圖的展現。

毛澤東曾提出用人必須「又紅又專」的觀點，「紅」原指具有無產階級的世界觀、符合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之後逐漸演變為對當權者的效忠；「專」則指具備專業。鄧小平提出的「幹部四化」中，「革命化」與「紅」的概念相近，「知識化」、「專業化」則與「專」的概念相近；據悉在習近平甫上任時，也曾向時任中央組織部長陳希提出選拔幹部的兩項標準，一是不屬於特定派系，二是沒有貪污疑慮。這其實也與「又紅又專」的概念相近：沒有特定派系歸屬者，較有可能效忠習近平；專業者通常出身學界或業界，自然不會如長期在政界者般的沾染貪腐問題。從本屆政治局的組成看，8名習近平任職地方或中央期間的舊部在「忠誠度」上勝出，使其中3人得以進入做為決策核心的常委會；7名與習近平較無淵源的技術官僚在「專業性」上勝出，這批人年齡較輕，若在未來能展現忠誠，在2027年也甚有機會進入常委會。

在習家軍完全掌握政治局情況下，打破了過去觀察中國政治生態的原則，在可預見的未來，中共派系發展可能呈現三個趨勢：首先是派系鬥爭和諧化。從當前政治局生態觀察，「江派」、「團派」都已不復存在，新興的「習派」就算日後終究會分化出子派系，但至少短期內仍和諧，過去10年激烈的黨內派系鬥爭，可望暫時緩和；其次是地方勢力弱化。在胡錦濤執政時期，總書記不具「核心」地位，沿海省份經濟發展快速，省、市委挾雄厚財政資源稱雄於一方，中央對地方的控制力量薄弱，造成「令不出中南海」的無奈感。隨著習近平追求個人集權、推動「國進民退」，中央集權主義壓倒地方分權主義，中共20大後習近平權力更加穩固，已失去仰賴地方人馬穩固權力的需求，將進一步弱化省、市委的功能；最後是共青團升遷建制化。「團派」雖已沒落，但共青團依舊是共產黨內制度化升遷管道，可謂百足之蟲，死而不僵。當習近平完全從「團派」手中奪權後，已沒有再打壓共青團的必要，可能在過去的人治升遷途徑外(例如李強從上海市委書記直升國務院總理，跳過了國務院副總理一級)，重建制度化人事任用管道，共青團作為黨內既有菁英甄補機制，可望重獲生機。 （相關報導： 風評：蘇貞昌「干政」？民進黨幫派治國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智庫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