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贏得黨內元老、「紅二代」群體、軍隊、庶民等各方勢力支持後，習近平進一步透過制訂「歷史決議」，在意識型態上為自己持續掌權的正當性進行論述。
2021年11月11日，中共在第19屆6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於黨的百年奮鬥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由於這份文件是中共繼1945年通過《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1981年通過《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後，第三個以「歷史決議」為名的文件，普遍稱為「第三份歷史決議」。
在鄧小平主導的「第二份歷史決議」中，曾明確禁止任何形式的個人崇拜，並強調所有官員幹部都要有任期制，這顯與習近平亟欲追求建立個人崇拜、突破任期限制相違背，唯有利用「第三份歷史決議」否定「第二份歷史決議」，方能實現其理想，並且將自己的黨內地位上升到與毛澤東、鄧小平同等位置。
「歷史決議」確立了毛、鄧的統治地位
在探討「第三份歷史決議」如何幫助習近平遂行集權之前，有必要先回顧前二份歷史決議，才能理解「歷史決議」在中共黨內的重要性何在。
1945年4月20日，中共在第6屆7中全會通過《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後世稱「第一份歷史決議」。該決議的背景，於中共黨內而言，是經過延安整風運動過後，毛澤東於1943年3月政治局擴大會議中重組權力核心，出任中央政治局主席，要求檢討中共黨史；於中國而言，是隨著對日戰爭進入末期，國、共對立態勢愈發明顯。這些因素，決定了「第一份歷史決議」的內容為檢討毛澤東之前的歷任中共領導人，試圖藉此鞏固毛澤東的領導地位。
「第一次歷史決議」係在毛澤東強力主導下制定。毛澤東在1941年間完成《關於四中全會以來中央領導路線問題結論草案》，但在政治局會議中並未通過。1944年間，毛澤東又寫了《關於路線學習、工作作風和時局問題》、《學習和時局》等兩件與黨史有關的報告。這3份文件，成為「第一次歷史決議」的藍本。第6屆7中全會召開前夕，中共中央書記處成立「黨內歷史問題決議准備委員會」，由任弼時擔任召集人，委員有劉少奇、康生、周恩來、張聞天、彭真、高崗、博古。委員會根據前述毛澤東的3份文件起草「第一份歷史決議」，毛澤東則在草案通過後，開始參與修改工作，直到完成最後決議。
「第一次歷史決議」最大的影響，是確立延安整風運動後，毛澤東在中共的領導地位。該文件總結中共自1921年建黨以來24年間的一切錯誤，對陳獨秀、羅章龍、張國燾、李立三、瞿秋白、王明、博古等歷任領導或幹部進行批判，包括將陳獨秀定位為「右傾投降主義」，瞿秋白、李立三為「左傾盲動主義」，王明、博古為「左傾教條主義」。決議制定期間，王明、周恩來、陳毅、彭德懷等先後被迫認錯，毛澤東的思想及路線定於一尊，文件中強調毛思想是馬列主義與中共革命具體實踐結合的代表。 （相關報導： 中共火箭軍高層整肅大換血，習近平提反腐：推進軍事鬥爭準備 ｜ 更多文章 ）
「第一次歷史決議」的另一個影響，是鞏固了中共與蘇共的關係。據了解，該文件在1949年中共建政後曾遭修改，目前市面流傳的均為改版，而修改的目的，正是為了顧及蘇聯的觀感。原版文件過於強調毛思想，對於蘇聯在革命上的協助隻字未提，因此在修改並翻譯成俄文之前，刻意弱化對毛思想的強調，更加著墨於馬列主義，並突出蘇聯對中共革命的指導與貢獻，以便爭取蘇聯信任。另一個修改處，是原版中並未批判王明、博古，原因是當時渠等仍是中共中央委員，然而在改版時2人均已卸任，因此增加了對渠等路線之批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