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我駐東京的同事李淼在微博上感歎，被IS殺害的後藤健二，雖然很多日本人覺得難過和悲哀，但是敢於公開稱讚的不多。自民党副總裁高村正彥更是認為後藤「並不是真正的勇敢」，最多是「蠻勇」。因為雖然後藤曾經說過，如果出事就「自己承擔責任」，但高村認為，「這些責任不是一個人能承擔得了的」。
我想李淼指的是日本的公眾人物或者主流媒體，因為在日本的社交網站上，讚揚後藤的聲音還是很多。而不管是中文世界，還是英文世界，後藤和他的家人，他們的表現，獲得更多的是敬重。這一點，不知道日本那些嫌他為政府惹了麻煩的政客們，是否看到和聽到？
有人說，這是因為日本不崇尚個人英雄主義，因此會出現人質家屬向國民和政府致歉的場景。其實在我看來，後藤身上沒有一點個人英雄主義的特質和表現，他只不過是在做著他認為自己喜歡，並且應該去做的事情而已。這一點，和其他在戰亂和衝突地區進行採訪，或者是做人道援助工作的人們，沒有任何的分別。
首先解釋一下，為何會有自由記者。
通常，媒體高層決定，是否需要派記者，也就是一個企業或者機構的員工到一個地方採訪。如果高風險，那麼企業除了要承擔保險和津貼等成本開支之外，還有其他風險。畢竟，如果自己的員工遭遇不測，或者事故等，會有一大堆後續。
也因為這樣，自由記者開始越來越受歡迎。因為自由記者和一家媒體之間的關係，只是新聞報導的買賣關係而已，媒體只需要為了畫面或者文字支付金錢，不需要負擔這些自由記者的保險和風險問題。
第一次遇到自由記者，是2001年在阿富汗採訪，十幾個來自日本的記者，為日本的一家電視臺工作，不過他們告訴我，他們並不是這家電視臺的正式員工。後來，在世界各地，尤其是衝突和戰亂發生的地方，遇到越來越多的自由記者，他們大多數單槍匹馬，有些則會組成一兩個人的團隊，或者會選擇相互之間結伴而行。
其實，不管是在阿富汗還是在伊拉克，除了遇到太多日本的自由記者，還有很多日本的志願者。2003年，當美軍開始轟炸巴格達的時候，遇到一批來自世界各地的「人盾」反戰人士，他們自願來到伊拉克，分佈在不同的地點，抗議美軍轟炸，當中就有一對日本老夫婦。而在薩達姆被推翻之後，遇到一位日本大學生，他還在復旦大學留過學，他一個人來到巴格達，在廣場上收集信件，然後再帶到約旦，幫大家寄出去。
為何選擇做自由記者？其實有些時候，會很羡慕他們，因為他們可以選擇自己真正有興趣的地方和題材進行採訪。而固定為一家媒體工作的話，選擇的機會是非常小的。當然，前提是這個職業可以養活自己，這一點，國外已經發展成為一個頗具規模的行業，一些自由記者更是在行業內非常出名。當然，這也是應得的，因為他們個人承擔風險，跑到那些媒體不願意派出自己正式的員工去採訪的地方工作。
想像一下，如果沒有這些記者的「蠻勇」，很多地方的人遭受的痛苦，這個世界沒有人會知道。沒有人知道，就沒有人在意，沒有人在意，就不可能有改變。邪惡的力量就會為所欲為。
正如後藤健二說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