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11月底左右，一個由衛生福利部和外交部共同舉辦的國際會議上，很高興又見到老友，前衛生署長楊志良教授。我們是在全民健保最早期企劃時代（1980晚期），為了幫助台灣實踐提供全民健保照顧那一個理想而結識。
志良那天提到他正在寫一本書（又一本書），即將完稿，沒想到兩星期後，他就把新書章節陸續寄給我，讓我先睹為快。拜讀之後很是驚喜，因為他這次書寫的題目，竟是我近幾年來對台灣同樣關心的一些公共事務和政策，透過這本新著，讓我對台灣多項公共政策和現況有了最新了解，也讓我的許多疑問得到解答。
我感觸最大的，莫過於這新書中的主題，也是台灣社會面臨的最大挑戰：分配正義的下滑和所得不均的上升。這個大問題的存在和發展已經有相當一段時間，造成台灣許多民眾，特別是年輕朋友們對前途有茫茫然的沮喪之感。2014年春天發生的太陽花學運和11月底的九合一選舉，是民眾，特別是年輕人，對現實不滿最直接的反應。這本新書對這個世紀大問題做了透徹的討論，並提供許多寶貴的資料。
其實，台灣中產階級和勞工階級對現實的不滿，在世界各國也可找到許多同例。客觀來看，全球化為世界各國同時帶來正面和負面的效益。正面效益包括如消費者可以購買到廉價的進口商品；還有許多貧窮的發展中國家，億萬貧窮人口得到機會跳出了貧窮。不幸的是，這些人們的生活改善是來自許許多多已發展國家和經濟體（包括台灣）之內的勞工和中產階級份子付出的代價。他們因為競爭不過，就只能留在1980年代的薪資階級，甚至失業，要翻身幾乎是難之又難，甚至是不可能的。而全球化下另一個負面效應就是經濟成長的所得、利益愈發集中在資本家手上。
這一大群勞工和中產階級，屬於全球化之下的「輸者」，此時他們最需要政府的照顧。這並非以營利為主旨的市場的責任（當然有許多人認為企業應也有「社會責任」），主要應是政府的責任（如政策的調整、輔助產業結構的重組，以及創造新的、好的就業機會等）。
又不幸的是，台灣政府多年來因財力有限，甚至負債累累，實際上對社會需要照顧的人幫不了什麼忙（例如長照的一拖再拖，幼兒照顧制度的建立以便職業婦女能同時持續工作和生育孩子等）。探討財力不足的原因，驚然發現原來政府的稅收只占台灣總經濟生產毛額的12％！在國際上來說這麼低的政府稅賦比是不可異議的（請見右表），甚至說一句不客氣的話：是可笑的。這並不單是我個人的看法，本書中也指出，2014年9月挪威前總理和世界衛生組織的總幹事布倫特蘭夫人訪台演講時，認為台灣應改稅制，向富人課稅，以利資源分配。台灣如此超低的政府稅賦比，可以想見對台灣的多項公共政策、公共建設和民生問題帶來了多大的負面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