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近就曾親眼在台北看到因為政府窮，對台灣的公共建設，包括國民教育投入的忽略。2014年九合一選舉那天，我人正好在台北，因為好奇，請朋友讓我跟著一起去（看投票），以一睹台灣民主付諸於行為之快。我們在一所國小（投票站）門口下車，走進校園，幾步路就走上校廊。第一個迎面看到的是沒有門的一大間男生廁所。我愣住了！馬上想到：「小男生們也不會害羞嗎？」（因為門外走廊上有小女生和大人們走過吧！）然後，廁所隔壁就是一間間簡單的教室。我當時很驚訝，台灣，尤其是首都台北，竟有這麼老舊的國小給他們寶貴的下一代上學用？！台灣不是有傲人的國民人均所得$41,539（PPP元）（國際貨幣基金（IMF）2013）嗎？只比歐洲第一強國德國低$1,918（PPP元）。這對台灣的孩子們實在太委屈了！
台灣孩子們在基本教育上得到的，應該是比我所眼見要好很多的教育環境。我又想到，校舍如此不合時代的老舊，那麼師資又是什麼樣的情況：是好？是欠佳、有待改進？接下來整天，我心裡都在納悶、難過，至今不忘。
政府為了維持台灣上層有錢人的低所得稅、低房地稅、低遺贈稅，而忽視了台灣最寶貴的資源—人力資源，這對台灣的經濟有什麼好處？這是一個政府帶領台灣步入21世紀高度競爭的全球經濟之下，能走、該走的路嗎？我相信，我所認識的諾貝爾經濟獎得主中，包括Paul Krugman 和 Joseph Stiglitz，他們每一個人都會對這不可置信的做法搖頭的。
就如同志良在衛生署長任內（2009-2011）完成「二代健保改革」，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執行只要首先選擇了正確的道路，之後決策者只要堅持「擇善固執、自始至終」的信念，並同時用各種方法和民眾、利益團體，以及政府有關各部門溝通和保持密切對話，最後是可以以講道理和道德的力量，說服各方面而達成目標的。這也是台灣政府要面對未來的挑戰時應採取的態度。
＊作者為美國普林斯頓大學（Princeton University）國際論坛主持人兼執行編輯。本文選自楊志良新著《分配正義救台灣》推荐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