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鎮壓科技業效應》違反未成年人保護法？騰訊微信遭遇罕見「公益訴訟」

中國北京市海淀區人民檢察院在8月6日發佈公告稱，發現騰訊旗下的社交媒體軟體微信的「青少年模式」，不符合《未成年人保護法》相關規定，要求擬提起民事公益訴訟的機關和社會組織在公告發出日30天內反饋有關情況。

這個公告並不意味著上述檢察院已對騰訊正式提起訴訟。根據相關法律規定，雖然檢察院可以直接提起民事公益訴訟，但前提是沒有其他機構和組織提起訴訟。

因此，可以理解為，北京海淀區檢察院發佈公告，督促社會上其他機構和組織對騰訊提起民事訴訟，並設置了30天實現。那麼30天過後，如果沒有其他主體提起訴訟，檢察院才能依法正式對騰訊提起公益訴訟。

騰訊對此回應稱，將認真自檢自查微信「青少年模式」功能，虛心接受用戶建議以及誠懇應對民事公益訴訟。

什麼是公益訴訟？

「公益訴訟本身不稀奇，全世界範圍都有。」香港城市大學法學院教授王江雨介紹，有些事件涉及公共利益，牽扯面很大，有時候不好說某一個人或某個組織受到多少損失，這時法律允許一些機構或組織代表廣大受害者或者消費者提起訴訟，比如消費者權益保護組織等非政府組織（NGO）。

王江雨舉例，一般而言兩類案件比較多，比如環境污染，如果海上石油洩漏，沿海居民利益受損，很難說某一個人出來進行訴訟，於是公益訴訟可以發揮作用；比如大規模侵害消費者權益，像三鹿奶粉的食品安全事件，大量消費者權益受到侵害，比較適用公益訴訟。

根據中國最高人民檢察院2019年通報的公益訴訟典型案例可見，也主要涉及上述兩類案件。比如，雲南省安寧市溫泉地下水資源保護公益訴訟系列案；海口琳雄物資工貿有限公司龍橋分公司等生產銷售不合格包裝飲用水民事公益訴訟案等。

檢察院提起公益訴訟很少見？

在中國，公益訴訟起步較晚，而允許檢察院提起公益訴訟更晚。2014年，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上才提出探索建立檢察機關提起公益訴訟制度。

不過在此之後，檢查機關提起公益訴訟迅速提速。2015年就推出試點改革方案，重點針對污染環境、食品藥品安全領域。2020年「兩會」時，這一範圍已擴大至：安全生產、公共衛生、生物安全、婦女兒童及殘疾人權益保護、網絡侵害、扶貧、文物和文化遺產保護等。

這一制度建立的背後邏輯是，中國在一些領域社會組織「小、少、弱」，在侵害眾多消費者權益的過程中，往往沒有合適的起訴主體，或者相關主體不起訴，從而放縱侵害行為的發生。

「就騰訊這個事情具體而言，檢察院主動去徵集民事公益訴訟，這個事情比較少見。」王江雨表示，因為一般來說，國家機關主動去做什麼事情，一般是會引起很大的反響，比如化工廠洩漏，一般會在有關當事人和受害者的壓力下，採取行動。因此感覺比較突兀。

王江雨分析，檢查機關這次凖備起訴騰訊，背後有三種可能原因： （相關報導： 中國鎮壓科技業效應》小馬智行美國上市計畫受阻 ｜ 更多文章 ）

• 既然法律對檢查機關公益訴訟有規定，一定條件下可以提起，那麼檢察院就選擇去踐行一下；
• 配合這段時間以來對互聯網大企業的監管浪潮，從社會權益的角度出發，發揮作用；
• 有相關消費者向檢查機關反映，受到消費者的壓力而提起訴訟。

中國媒體《第一財經日報》發表社論認為，「海淀區人民檢察院的這個公益訴訟也是在告誡一些企業，尤其是『頭部企業』要加強自律，不要試圖觸摸『高壓線』，更大『伏特』的高壓是國家權力的監督，檢察機關正是履行這一職能的重要部門。」

此外，上述社論還認為，「檢察機關的公益訴訟更大程度上是樹了一面旗，是告訴社會公眾，一些企業、機構或者個人存在危害公共利益的行為，是需要進行法律追究的，也是有作為法律監督機構的檢察機關『撐腰』的。」

監管vs公益訴訟

在檢察院擬對騰訊提起公益訴訟後，在中文社交媒體上，有不少聲音認為，對於未成年保護的監管已經層出不窮。

比如，2019年底，中國出台《關於防止未成年人沉迷網絡遊戲的通知》，對各年齡段未成年人每月遊戲充值金額進行限制，要求企業實行網絡遊戲用戶賬號實名註冊制度，嚴格控制未成年人使用網絡遊戲時段、時長。

再比如，中共中央中宣部去年底上線網絡遊戲防沉迷實名認證系統，對網絡遊戲未成年用戶加以區分，防止沉迷網絡遊戲，並要求所有遊戲企業在2021年5月31日前完成接入。

甚至，上周中國官媒點名批評，讓騰訊當天立即「自我監管」——宣佈從《王者榮耀》試點，逐步面向全線遊戲推出"雙減"、"雙打"等七條新舉措，即執行比政策要求更嚴厲的未成年用戶在線時長限制，以及未滿12周歲未成年人禁止在遊戲內消費等措施。

此外，中國監管部門也經常對企業進行約談，傳達比較即時的監管要求。這種情況下，通過公益訴訟的方式再對騰訊監管是否還有必要？ （相關報導： 中國鎮壓科技業效應》小馬智行美國上市計畫受阻 ｜ 更多文章 ）

對此，香港城市大學法學院教授王江雨解釋，在中國涉及到公共政策問題，比如涉及政治問題、言論管制，不能指望消費者起訴，需要直接監管。而其他領域，其實從法律治理的原理來講，情況恰恰相反，約談是自上而下監管的，官員的角度不一定符合實際需求。公益訴訟更具合理性，是自下而上的，通過反應利益受損的情況，要求企業進行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