邁入新的一年，人人都期待一切痛苦與醜惡隨風而逝，在2018年看到更美好的新氣象。而回顧2017那一整年，乃至民進黨選勝至今的將近兩年，台灣人對執政黨最深刻的印象可能就是：充滿鬥性，把反對的人民通通當「敵人」對待。
先別說黨產條例與促轉條例這種擺明對付國民黨的政策—民進黨從來就沒把國民黨與其支持者當「人民」看。就想想他們自從執政以來，怎樣對待四面八方對他們質疑的台灣人民的？在所謂年金改革上，不顧信賴利益也不在乎萬人遊行，砍了公教人員的退休保障，還口出惡言說苦主是米蟲。在勞基法的修法上，一年前「一例一休」修法時把那個版本說得天上少有地上全無，反對者要嘛想要勞工爆肝，要嘛不切實際戕害國家競爭力；殊不知才剛一年，又來修法，還說上次那次修法問題多多，不修不行。更糟的是，面對這樣的轉變，不但沒有一句「不好意思」，並對上次修法的不妥與傲慢表示抱歉，反而兩次都用拒馬、警察，與幹話，去對付那些「非民進黨附屬團體」的勞工團體。
而諸如「賺錢的勞工都在工作，外面抗議聲只是錄音帶」、「低薪是做功德」、「一百分國防部長 + 哈哈哈」、「把律師抓包放生的警察是菩薩心腸」等令人昏倒的話語，更是層出不窮。相比起來，蔡總統完全背棄選前「我是蔡英文，我支持婚姻平權」的承諾，在大法官做成釋字748號解釋後，仍推託給「一向非常尊敬且對台灣有深摰情感的前輩」，好像還是比較「溫柔不出惡言」的因應方式。但依然是把友善的批評者（原來多半是支持者）甩在一邊的因應方式。
為什麼這個有長久爭取民主傳統的政黨，如今會這樣傲慢？為什麼他們在議會答詢或是上談話性節目辯護時，嘴臉總是那樣高傲？為什麼以前的政府官員面對抨擊，都在努力辯解（不管成不成功），深恐民眾不高興；而全面執政後的民進黨卻經常「你罵我一句我罵你一百句」？
我們相信，可能正是民進黨的「爭民主」歷史，使得他們很習慣用「敵我-戰爭」的邏輯來看待各種政治議題。
在戒嚴時期爭取言論自由與政治參與，要冒著很高的風險。在那個時代，把國民黨、政府甚至輿論都當成「敵人」，非常正常。說實在，若欠缺這種「打天下」、「搞革命」的剽悍，也的確無法在那個艱困的時期，站在民主運動這一方。就此而言，這種性格對台灣民主運動，是有貢獻的。然而，也是這種邏輯心態，使他們很容易把一切反對者都當「敵人」而非「單純意見不同者」來看。他們不會反思「以前我們也是異議者」，而是高傲地認為「我們以前是爭民主，你們現在是不知好歹在搗蛋」。 （相關報導： 陳一新觀點：蔡談兩岸關係 吹牛不打草稿 ｜ 更多文章 ）
他們滿口「OO改革」，卻鮮少在從事改革之前，具體點出現狀的制度有哪些具體的問題，僅是基於一種「現狀制度都推定不好，本來就該改」的心態（至於要改成什麼樣子，再說），把任何在體制內的人都打成「被改革對象」。所以司法改革、教育改革、憲政改革，都是負面的醜化多於正面的願景—恐龍法官、只會體罰的教師、烏魯木齊不堪使用的憲法。這些反對者，都是該被轉型且未覺醒的敵人，而不是應該相親相愛的同胞，更不是「我們改革派」的主人頭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