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糟糕的是開庭狀況，刑事補償決定通常只開一次庭，整個過程可說是「行禮如儀」、一次就決定，如果又遇到不好的法官就會像蘇建和一樣，明明是受害者，還要被盤問：得到補償金以後要捐去哪？多少比例捐出去？捐給誰？「天啊！管這麼寬耶，嚇死！」邱顯智大嘆。
受冤者承受的精神折磨永遠不只是「被關幾天」這樣簡單，邱顯智也記得，后豐大橋案最讓他疲於奔命的就是被告洪世緯母親病危時──洪世緯與母親是孤兒寡母相互扶持，當洪太太告訴邱顯智說婆婆快不行了、希望可以辦返家探視時，邱顯智在派出所忙了半天才讓洪世緯被載去台中榮總，洪媽媽過世後又替他辦返家奔喪，這過程真的很辛酸：「兒子不能在告別式回來，怕劫囚就讓他只能在前幾天回來、提早送回來跟媽媽捻香──像這樣的損害，要怎麼計算、怎麼填補？」
如今《刑事補償法》修法草案待審，邱顯智稱許的一點，是加入「未拘束人身自由」的損害、對受冤逃亡者也要補償。例如捲入性侵冤案而逃亡的陳龍綺，邱顯智還記得當年借自己辦公室讓他跟冤獄平反協會開會，那過程邱顯智自己就害怕不已、生怕談到一半警察就衝進來、自主跑去守門，何況是陳龍綺逃亡過程承受的壓力？陳龍綺也確實說過逃亡期間很想去跳樓。還有一種是「滿漢全席」，像蘇炳坤這樣先逃亡再把抓去關的，邱顯智認為逃亡期間、失去人身自由的期間都該被填補。
當然，光是給錢還不夠、更何況那錢還很少。對於社會復歸這事，邱顯智強調，受冤者該被思考為一個「受害人」，可以比照《犯罪被害人保護法》有心理諮商、群體支持活動、就業保障，雖然就業保障是針對失業勞工的，但也可以讓飽受社會歧視的冤獄平反者被社會安全網接回去。此外，目前多數冤獄平反者也很在意「無辜證明書」，雖然目前《刑事補償法》27條說要刊地方報紙聲明清白，但有多少人看得到？邱顯智認為這點該比照促轉會的「有罪判決撤銷公告」，不只是親自拿著證書到對方家裡說「國家對不起你」，還要公告名單，「最起碼要有這樣的誠意吧？」
最後邱顯智也強調，國家應有「冤案研究機制」，如果2018年普悠瑪翻車事故有研究報告、盤點問題、系統性檢討，冤案也該有，「連這機制都不願建立，你要怎麼去談刑事補償？國家誠意到底在哪？」
「要向無辜者道歉、清楚地道歉，不是表現出彷彿這是一個『恩惠』」澳洲經驗看台灣刑事補償缺憾：制度裡的人要反省
對於邱顯智發言，廢死聯盟執行長林欣怡嘆，司法體系問題就在往往把冤案當成「個案」，不認為是制度問題。於是林欣怡就這樣遇到被制度漏接的人，例如一個死刑平反者S無罪定讞、重獲自由時，他已步入中年、工作難找，但當S去就業服務站求救、希望自己以「更生人」身份得到幫助，承辦人員卻困惑──眼前這人既不是更生人也不是犯罪被害人，該怎麼幫？到底適用什麼規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