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政府司法體制好像就，好，我給你無罪，就把身子轉過去、再也不看你了，那就是你的事了、跟我無關……」這是林欣怡看見的問題。
國家如此輕巧地迴避責任，就是無視了死刑冤案受害者這段期間的苦、平反的不容易。曾參與蘇建和案救援過程的人本教育基金會執行長馮喬蘭回憶，當年人本其實跟司法改革有點遠，但接獲司改會、台權會求助後，一群工作人員花3天看完卷證，就群體憤怒了：「你無法忍受，他明明沒幹，他是無辜的耶！」人本就此投入蘇建和案，但那過程真的，好長。
馮喬蘭記得，那時人本決定發動「黃絲帶」運動，一群人趁半夜跑去敦化南路的行道樹綁黃絲帶、象徵「當我回家時」，但馮喬蘭也深知，並不是正義凜然、做了對的事就會有人理你，尤其長年提倡教育改革的人本早已被貼標籤、被認為是「幫壞小孩講話」的一群人，社會大眾自然覺得人本幫死刑犯講話就有問題、一定是這些死刑犯有問題。
在這些折騰中經過10多年，蘇建和等人終於等到平反的一天，但馮喬蘭也說這不是終點：「有些碎裂的東西是無法彌補的……」她記得蘇建和案開啟再審、3名被告離開監獄時，暫時回歸自由的劉秉郎其實很無助、說不會過馬路：「他無法判斷車速、不知道車子何時會開來，他在牢裡太久了……」蘇建和也是，天氣變冷時竟然也不知道要加外套，長年牢獄生活讓他連溫度都被剝奪了 。
也因此，看到現行刑事補償制度還要用「可歸責」跟司法受害人斤斤計較，馮喬蘭怒爆：「這種隔離根本是無法回復，結果他們連錢都要計較──我今天讓你們賠錢已經很好了，國家有過錯、你讓他生命被威脅、生活有斷裂的片面，不過讓你賠個錢而已，我們還沒說要把警察法官抓出來耶？賠錢已經是最基本的，他還要斤斤計較，我真的不高興！」
賠錢已是最基本的、國家卻還要斤斤計較，受害人真正期望的一句「對不起」就更是困難。就人本過去處理校園性侵案、各種申訴案經驗，馮喬蘭說受害者要的通常就是個清白跟道歉──例如南部特教學校性侵案，一個孩子曾小學二年級跟老師求救說自己被學長性侵，老師卻說「不可能」、學長成績那麼好，直到那孩子小學六年級事件全面爆發，他才終於等到平反。
「你們終於來了，終於有人願意聽我們說話了……」馮喬蘭永遠忘不了那孩子的話，也忘不了那孩子最在意的就是「老師沒道歉」。
「一個做錯事的體制，道歉，我覺得是該做的事──不只是個人道歉，是要國家高度的道歉。」馮喬蘭舉例，2013年澳洲進行全國機構內兒童受性侵調查委員會、歷時5年，只要是未成年受性侵者都可以出來談、年紀最大當事人甚至高齡96歲，在這調查後澳洲政府不只做出整整17冊報告檢討體制問題，更重要的是，總理先是在國會跟所有受害者道歉、「國家竟讓孩子受到這樣對待」，之後收到報告書又道歉一次：「他們一直反省『國家到底錯在哪』，說我們要道歉，要為過去沒傾聽你的聲音、沒有相信你而道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