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川普支持者衝入國會山莊，並與警方發生衝突，這件事造成很大的政治效應與輿論震盪，也意外地波及到台灣。一開始主要是國民黨發起的，他們認為民進黨並沒有發聲明譴責暴力佔據國會，並將緣由牽連到對太陽花運動的立場，認定民進黨支持太陽花佔據國會，因此現在很難光明正大地譴責闖國會山莊的川普支持者。
國民黨如此類比，自然有其政治算計，他們主要是想要展現民進黨的雙標，進而貶抑太陽花運動的定位。但除卻政治利益的推敲，這2個案例還是有值得比較的地方，可供反思；我們不能因為支持其中一個，反對另外一個，就拒絕討論，這是鴕鳥心態。而我個人認為，2案例都有證成「（非體制手段）暴力佔領國會」的可能性，只是各自的條件不同。以下是我的討論。
一、2案例的共同之處
就目前看來，以單純「作為」（或是行為）來看，太陽花佔領國會與企圖衝入行政院，的確跟川普支持者闖入國會山莊很類似，至少都涉及以暴力破壞建築設施（門窗）以進入國會建築，以及在未經議員同意的狀況下，搞亂其辦公室（台灣方面，主要是行政院那次有此狀況），最終甚至與警方產生肢體與流血衝突，而美國警方與國民警衛隊對應的手段更加強硬，以至於造成一名抗議者死亡，還有一名警員身亡。就（雙方）暴力衝突的程度來說，當然是美國川普支持者大於闖入行政院，闖入行政院又大於太陽花佔領國會。
作為或行為類似，並不代表一定相同，兩者的目的、成因、情境都不同，不能一概而論。因此，如果我們要對這2個案例給出同意或是反對的判斷，就必須要從2個案例中，「政治論述所提的目的與價值」、「目的本身的合理性」以及「目的與手段之間的關係」，做3個層次的分析。
二、政治論述中的目的與價值
起初，太陽花學運的論述相對比較紛雜，有人反對程序黑箱，有人反對自由貿易，有人主張經濟自主，有人主張抗中保台，更有人單純反對國民黨，整體來說並沒有一個比較明確的論述主軸。但隨時間推移，程序黑箱慢慢變成運動主調，但抗中保台與自由貿易政策的可能損害仍成為民間重要論調。
前者涉及的是「程序正義」的問題，是民主自由制度很重要的內在價值，而他們認為時任國民黨立委張慶忠卻不顧合理的立法與審查程序，強行通過，企圖讓議案直接表決，違反了上述的價值；後者牽涉民族主義的敵我認知與經濟利益的損害認定，總歸來說他們認為服貿會讓中國滲透台灣更甚、經濟自主降低以及讓服務業民眾面臨不對稱的經濟挑戰而失業，我們姑且先以「國家重大利益」統稱之。
川普支持者的政治論述相對單純，主要著眼於「選舉舞弊」所造就的「憲法危機」或是「民主危機」。他們認為2020年的美國總統大選存在相當嚴重的選舉舞弊，而且外國勢力嚴重干涉選舉過程，然而選舉舞弊的問題卻因為「建制派（深層政府）」主導議程無法良好地被公眾與政治人物討論，因此他們必須要停止國會的選舉結果認證，輕者認為必須要有特殊的政治措施（比如召開參眾兩院與最高法院組成的特殊法庭）檢視選舉舞弊，次者認為必須作廢選舉結果，重者則強調必須將選舉人團票改為川普贏得，進而使川普成功連任。他們認為，若忽視選舉舞弊的問題，必然嚴重違反民主價值與憲法精神。
若以比較簡略的方式歸納，兩者都上綱到民主價值，或是國家重大利益的層次，而且中間都部分隱含了他國的身影（台灣主要是中國，美國則是包含中國俄羅斯與眾多企圖破壞美國程序的威權國家），但兩者著眼的目標有相同也有差異，相同之處是必須以特殊手段阻止或彌補法定程序的不正義或是不足，差異之處在於：一個是某議案的擱置或是退回，另一個是憲政民主程序的中斷或是再商榷。
然而，我們不能單單看抗爭者的政治論述，因為政治論述包含政治宣傳的性質，政治宣傳一定會把自身追求的價值無限上升到一定的高度，才可以說服大眾自身的行動具正當性。若要審慎評估政治論述的目的、價值，必須放回當時的脈絡，並以當時的脈絡思考「目的本身的合理性」以及「目的與手段的連結、關係」，才有可能對政治論述有比較恰當的判斷。
三、目的本身的合理性
上述已經提到，台灣太陽花運動主要有2個目的，第1是要求服貿審議的程序正義，第2是認為服貿會傷害國家利益，因此必須退回服貿。第1個目的是鐵錚錚的事實，因為時任立委張慶忠的作為的確沒有顧及在野黨的審查權，並不符合「完整、充分審查」的程序要求；但審查程序到底可否主張先通過特定法律，再以此法作為框架採取更嚴格的審議，卻有待商榷，因為這是對法律程序的重塑，並不是當下既存的法律程序要求。第2個目的卻沒有那麼合理，主要原因在於國家利益的認定，各黨派甚至每個人都不一樣，但為何可以主張必須退回呢？很明顯這需要辯論，更好是由人民選舉決定。
美國部分，川普支持者主張的目的，很明顯必須先看選舉舞弊是否成真。我們若不以陰謀論的方式去思考，也是可以發現川普支持者的「懷疑」仍有部分合理性，因為這次選舉跟過往不同：第一，新增大量的郵寄選票；第二，增加大量的提前投票；第三，開票程序冗長、不夠透明。而這3個不同，導致許多不同於以往的現象，例如後期開票民主黨後來居上，大幅度追趕，或是為了快速開票而至深夜也繼續開票，又或是監票時可能需要檢視更細節的規定，才能確定選票的有效（比如：郵寄選票的身份驗證等）。這3個現象或許已由學者特別釐清，但是的確有很多可以產生疑慮之處，所以要直接認定「他們主張選舉舞弊或是選舉程序有瑕疵」絕對是陰謀論，其實不太妥當。選舉程序瑕疵或是選舉舞弊，訴諸特殊的政治法庭（會議）去審理是比較合理的目的，而要求廢除選舉結果，或是直接改投川普，則是不太合理的要求，除非有堅實且明顯的證據才可以支持。
四、目的與手段之間的商榷
一般目的與手段的論證，主要糾結於「手段能不能達成目的」、「有無其他較不激烈的手段可以達到相同目的」以及「目的與手段是否符合比例原則」。在第一個面向上，佔領國會絕對有辦法達成阻斷立法與憲政程序，但是闖入、佔領行政院就不是如此良好地達到上述的目的，或許可以達到「脅迫政府讓步」的效果。但第二與第三個面向則需要好好討論。
首先，有無其他手段的問題，我們得從程序的「可預期結果」來看。台灣當時由國民黨完全執政，因此體制與程序上來說，國民黨可以推動所有想要通過的議案；而服貿屬於對外協議或是條約，基本上法院沒有管轄權。因此我們可以合理推測，若無特殊手段阻止，那的確沒有任何方式可以阻擋服貿通過、生效。
相較台灣，川普支持者的選舉舞弊指控，多了法院體系的管道，但是其案件紛紛被法院駁回或是拒絕受理，一方面是選舉舞弊是政治議題，法院可能認為高度政治議題必須政治解決，另一方面，選舉舞弊是非常強烈的指控，必須要用非常嚴格的標準審視，因此需要大量且嚴謹的證據佐證舞弊，但即使真有舞弊，也不一定拿得出法院認可的證據。而在憲政程序方面，雖然有論者提到，國會並非民主黨獨大，因此有合理的制衡與監督，但在認證選舉結果的程序上，並不能一概而論，因為美國程序是這樣：在副總統（聯席會議形式主席）主持下開始認證，若對特定州有異議，必須有參眾各一名議員提出書面異議，並由參眾兩院各自辯論表決，必須在參眾兩院都拒絕選舉認證，才可以在憲政程序上否決特定州的選舉認證。由當時的國會政黨分佈來看，眾議院由民主黨掌握，參議院由共和黨掌握，因此在可預期到眾議院絕不可能通過「拒絕認證」的議案，在憲政程序內，根本不可能阻止選舉結果的認證。
也就是說，2個案例都能以可預期結果論證手段的合理性，但美國的案例則需要證明「法院審查太過嚴苛」或是「法院存在偏見」。
有無違法比例原則，則必須要從不作為（不行動）的後果「是否過於巨大」以及「是否可逆」兩個面向去討論。負面後果必須夠大，才能證成暴力的佔領，後果不可逆，才有暴力的必要；若後果巨大且不可逆，更有採取暴力的合理性，反之則否。當然，後果的巨大與不可逆並不是絕對，而是相對的。
以後果的負面程度來看，若太陽花學運沒有佔領國會，服貿便會通過，那造成的影響主要是經貿上台灣與中國更加緊密，而台灣或許經貿上更加依賴中國，失去經濟自主性，另外台灣各類服務業者可能會遭遇中國服務業的挑戰；然而，台灣與許多國家簽訂貿易協議，也的確造成國內經濟的轉變甚至衝擊，但並沒有引發反對，我們必須思考是否得特別保護服務業，否則農民會很冤枉。是否可以直接將後果訴諸「喪權辱國」或是「侵害主權」，就必須強調中國的特殊性，或是與其的敵對關係，但很明顯這個問題需要極大的實際論證，否則只是政治攻防。
在美國方面，選舉舞弊下，若國會還認證了選舉結果，會有2個後果，第一是確定拜登當選而沒辦法繼續訴諸法律行動，第二是損害美國憲政精神與部分民眾對民主的信任。第1個後果是非常直接且巨大的，第2個後果比較間接但也比較長遠，只是這種精神性、心理性的後果並不好討論，更重要的是這已經不是法律程序的問題，而是民眾主觀狀態與情緒的問題。
在上面的討論基礎上，我們就得思考後果「可不可逆」的問題。若後果不可逆，則代表即時行動的必要性，因為若沒有即時以及夠力的行動，就會徹底改變未來，而沒有任何彌補、糾錯的可能性；若後果可逆，就必須回到正常的政黨政治競爭的方式，因為結果可以逆轉，代表若人民反對這個改變，在野黨可以透過選舉勝利，得到政治權力加以糾正或是恢復原先的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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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貿本身的可逆性相較而言比較高，在野黨可以藉由正當的選舉，將廢止服貿作為競選承諾，重新獲得人民授權，並廢止服貿。但美國就非如此，因為一旦認證選舉結果，等同認定了下一屆政府，完全不可逆，2021到2025注定由拜登入主白宮。
兩者相合來看，台灣通過服貿並沒有過於巨大且不可逆的後果；相較來說，美國選舉認證的後果反而比較明確且不可逆。因此這個層面上，台灣案例比較不具合理性。
五、結論
綜合來看，兩案例的目的合理性其實各有缺失，台灣比較站得住腳的是「要求合理的審查程序」，美國則是「要求特殊的政治會議或是法庭檢視選舉程序瑕疵或舞弊」，其他都顯得欠缺堅實的合理性，或是需要更加嚴謹的推論與證據。在有無其他更好手段之下，國會的確都無法在法定程序內達成目的，但美國選舉舞弊的確多了司法管道，只是司法管道相對嚴格。而暴力手段是否符合比例原則，台灣案例則是有待更堅實的證據，否則較站不住腳；美國則是有明顯的急迫性。
因此，川普支持者若要論證自身行為合理性，必須要論證：司法過於嚴格的程序已經無法揭露這個問題，而時間緊迫之下，才不得不採取暴力闖入的行動，而他們比較合理的要求是「展開特殊的政治會議或是法庭審視選舉程序瑕疵或是舞弊」；台灣則是有「程序不正義」的重要事實，因此太陽花學運在國民黨強勢過關的情況下，的確比較能夠證成自身行動的合理性，但是他們頂多要求既存程序的「嚴格審議」，要求新法律框架的審議或是要求退回服貿都較不合理。
更重要的是，若時任政府與國會接納此意見，照比較嚴格的程序走，但結果仍然相同，就沒有合理性基礎再度佔領與暴力衝突，更遑論硬闖行政院，或是以武裝推翻選舉結果。民主的運作，本來就不是硬幹可以解決所有事，法治、選舉都是為了要有序地解決社會問題或是領導人選任的問題，暴力佔據只是例外，若只要不滿意就訴諸暴力解決，完全不妥協，那還要民主幹什麼呢？
不過對照現實，台灣與美國都沒有按照筆者的思路走，台灣在抗爭中挺強調中共的威脅與滲透，而且要求比「完備審查」還要多；美國的川普支持者也是要求更多，有一大部分讓川普連任。其實，會有此差異與不同的結局，還是跟社會共識與輿論走向比較有關；合理不合理，都是後見之名與勝利者的語言。而且若認真檢視台灣的狀況，就會發覺，「程序正義」並不是很被在乎，所以更容易被人懷疑提倡者的實際目的；尤其民進黨政府掌握的國會，並沒有時時注意程序正義，在忽略程序正義並要投票通過的當下，反而在立院外圍下重重拒馬，要以程序正義發起暴力佔領當然就更加困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