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於1966年發動文化大革命，一場「十年浩劫」，不僅使中國大陸內部陷入動盪不安之中，更使海峽對岸的台灣望而生畏、畏而遠之。1978年，鄧小平第三次復出，雖提出改革開放的歷史性號召，但仍處於「摸著石頭過河」的探索階段；而1989年又爆發天安門事件，北京「黑雲壓城」。對一向以堅持自由、民主、人權、公義為普世價值的台灣民主工作者而言，視戒嚴時期國民黨的總統府有如日治時代的總督府，而中共的一黨體制卻比國民黨的總統府、日治時代的總督府，都更有過之，文革與「六四」的陰影更有如泰山壓頂。從民主理念、普世價值到現實政治的發展與教訓，自然都驅使1990年代台灣民主工作者對中共採取一種疏離與戒慎恐懼的態度。這應當也是民主大憲章研究小組大多數成員的基本心態。
基於這種心態，研究小組成員對兩岸主要的思考，便是如何確保台灣的安全與兩岸的和平，乃首度提出「相對政治主權的概念」，其具體條文為：「台灣和中國大陸應以和平、平等、共存、互惠原則，相互尊重雙方國民主權與各該轄區內統治權之完整。」這是研究小組基本的共識，也是最大公約數，其餘3個條文，可說是「相對政治主權概念」的延伸，基本上，也反映出研究小組成員「防守」與「疏離」的心態。除此之外，《實錄》對兩岸討論的重點僅在文字的修正及技術層面，對中國大陸實況與未來可能的發展，反而著墨不多，甚至可說幾乎沒有。不過在討論過程上，張俊宏曾提到：「在與中共交流漸趨頻繁之後，若有可能我們可影響大陸……我們怎樣去面對這種情況，採取何種態度、行動？關於這些問題，我們究竟需不需要在大憲章中先預留空間，以便將來能處理這些問題？畢竟未來的局面將如何發展，我們並不知道。」傅正也說過：「我並非主張統一，而是站在國家作為一個工具的觀點來考慮，如果統一有利於台灣人民，為何不統？換言之，如果獨立對於台灣人民有利，則為何不獨立？在兩岸關係越趨複雜之後，以後的變化難逆料，故我較贊成預留空間，而不是把路都先堵死了。」
就《實錄》所載，研究小組幾乎未曾客觀而認真地探討中國大陸的現狀與可能的發展，甚至未曾將中國大陸的過去、現在與未來，當作議題來討論，也就是說，對中國大陸議題幾乎視而不見，可以不予理會。這種戰略思維的不足，導致1990年代的台灣民主工作者對中國如何崛起，為何崛起得如此之快，幾乎無法作出正確的評估與掌握，而陷入被動與主觀。經過20多年的世事滄桑，隨著台海兩岸情勢的消長易位，當中國大陸正以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以及綜合國力大國的姿態，縱橫於世界舞台之間，面對此情此景，傅正所說「以後的變化難逆料」，張俊宏所說「畢竟未來的局面將如何發展，我們並不知道」，更不禁要引人深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