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統直選這是一個很現實的問題，很不容易建立這麼一個制度，如果純對反對黨有利，對國民黨有害，這種制度根本不可能推行，現在談如果能實現，那就是不但對反對黨有利，對執政黨的某一部分相當有利，這樣就容易落實，不管內閣制總統制也好，只要徹底實施，這兩種制度都可以帶入民主，就怕兩種制度都落空。……我們一直害怕總統制會造成獨裁，就是從臨時條款而來的恐懼，不是從總統制來的。張君勱設計了這套制度，他根本沒有穿，自己設計的一套新衣，反而把可能建立總統制的機會給糟蹋了，同時也把內閣制的機會糟蹋了。所以民主政治的兩大制度，在台灣40年來根本失去建立民主憲政法治的機會，其原因就是西裝師傅設計衣服，沒有衡量穿衣者的身材，想用一套不合身的來制他，結果反而被他牽制了。40年糟蹋掉了，今天我們也恐怕面臨同樣問題。
今天我們所面臨的是李登輝，李登輝不是嚴家淦那一型的……如果我們設計一個虛君的衣服給他穿，他願意嗎？或者又像40年前的故事，又變成皇帝的新衣……基於這種情況，恐怕要設計的，是（類似）法國型的憲法。另外，非主流派已經很有組織在推動內閣制，內閣制不是為了政治上的學理或理想，而是現實的考慮，就是使李登輝成為虛君，這種方案對民主沒有幫助，我覺得很悲觀。這套衣服給李登輝穿，可能會撐破，絕對重複40年前的悲劇，這是我思考的歷程。我們面對一個不能迴避的政治現實……如果不能迴避，就以此為前提去設計一套可以帶上民主的體制……為了政治現實的思考，退而為法國（第五共和）體制。我不是考慮李登輝個人，是用他來把民主政治的兩大制度帶上軌道；我也沒有為民進黨著想，我只有民主的信仰，我不是為了民進黨的執政，而是為民主政治體制的運作，需要有反對黨執政的機會，民主才會上軌道……所以才一直設計讓民進黨有執政的機會，不是偏愛民進黨，而是偏愛民主，讓國民黨有在野的機會對它的體質絕對是有幫助的。
在《實錄》一書，最能感受到法國第五共和投影的，便是我的發言：
我們在做政治制度設計時要考慮到政治制定已經定型成為生活中的一部分，作為政治制度的設計者，無法完全按照理論推演，還要考慮歷史、傳統及現有政治制度。目前有兩種狀況很難改變，一是總統民選，二是行政院和立法院的運作關係，這兩個因素在進行政治設計時一定要照顧到。我很能體諒兩種心情，一是在兩任強人之後，擔心另一個政治強人出現，這種心理最值得發言的是黨外及民進黨，因為他們遭到蔣氏父子兩代的壓迫付出代價最大；二是在學術界來說百分之九十都接受內閣制，這是為了理論的一貫性，這兩種心情都值得尊重。而我們對於理論的推演應低於客觀的傳承部分。我們無法不去面對總統直選的潮流，也必須考慮立法院及行政院的關係，一個政治學的基本常識，一個普選的總統，不可能是虛位的元首，再來行政院和立法院的關係不可能空洞化，還有總統和行政院長的關係怎麼處理，總統和行政院長的關係影響到行政院和立法院的關係，這成為我們處理中央政府體制所要觸及的核心部分。
我們要根據客觀主義和科學精神來考察環境，必須把總統普選和行政院立法院的關係當成我們思考的前提，我再強調，普選的總統一定是有權的，我們的焦點就應放在總統和行政院長的關係怎樣處理。我心理上並沒有李登輝的影子，但在客觀上他會有某些契合，我們推出這種主張，好像和李登輝的某些需求有所銜接，但我們在提出這種設計時不一定有李登輝的影子，要說李登輝是強人，我看也不一定，如果李登輝是強人，根本不會有非主流派，蔣氏父子時代哪有什麼非主流派，非主流派的存在間接說明李登輝不是強人，而且他在運作行使權力時有障礙。我的結論是在現階段我們無法改變這兩個客觀情勢，我們應該接受它，而且這和民主不民主無關，內閣制和總統制都各有其民主的成分，這是西方政治中較常為人所提到的制度，包括法國第五共和也有民主的成分，在這樣的邏輯思維下，我們現在的情形和法國的第五共和比較接近。當時第四共和的總統是戴高樂，他領導自由法蘭西勝利，後來他當總統，因為當時的總統很痛苦，有個總統說過一個笑話，世界上有兩件事最痛苦，一個是盲腸炎，一個是當法國第三第四共和總統。戴高樂就不幹了，退隱了12年，1958年他東山再起，要求6個月的期限，創造了第五共和，他有總統制的特色，但他保留了國會與內閣總理的關係，就像我們要推行總統制，但保留行政院和立法院的關係。
除了歷史傳承等加以考慮，還要將民情做一基本了解，如果現在總統變成虛位的話，一般人恐怕很難接受。我預料在現行的選舉制度之下，我們的政治生態會惡化，小選區選出的國會議員來組成內閣，會導致派系的分贓，而且內閣一定是不穩定的。國家元首在執行公權力的時候，有一定的權力，而且我們要考慮到我們也要執政，這距離我們也不是很遠，就像現在我們有些黨員已經在地方執政。如果我們給國家元首作為一政治中心或政治標竿，他在任期內得到國民主權相對多數的授權，即總意志的最大授權，我強烈認為我們應照顧到傳承及已經成為政治生活的部分，總統直選是不可改變的潮流，行政院和立法關係，這兩個因素都考慮到，這才是比較謹慎的設計。關鍵在於普選總統一定有權，總統權力膨脹，內閣的權力就萎縮，就在於怎樣處理總統和內閣總理的關係，這可能是最要緊的。
一個普選的總統，一定是一個比較強勢的領袖，我們手頭上有12份資料，到目前為止，只有法國可以讓我們做參考，行政院和立法院的關係，我們很難加以改變，但普選的總統出現，行政院立法院關係在國內政治的重要性會降低。像第五共和中，憲法第二章共和國總統第五、八、九、十一、十二、十五條都是很重要的條文，第三章政府，它的第二十條，政府制定並執行國家政策，支配行政機構及經費，總統是三軍統帥，主持國防最高會議及委員會。在總統及總理之間，總統是政治的中心人物，這是鄒文海（教授）寫的，整個內閣都排好了，中間位子留出來，等戴高樂出來，大家一起拍照，這種景象說明了第五共和的狀況。
由於國民黨的傳統運作模式是以國家元首為黨主席，李登輝自然成為權力中心。但是就現行憲法上看來，是以行政院長為中心。由於李登輝不像蔣經國是個強人，所以李煥身邊的人馬想依憲法來抬高李煥的權力也有所依據。於是國民黨內部運作的矛盾反而變成國內政治問題的矛盾。半年來，國民黨因缺乏傳統的強人運作而產生的（雙李體制）問題，有人將之投影到大憲章，認為大憲章是在為國民黨解決問題，這是個天大的誤會。……我們必須強調，將大憲章中的總統視為傳統強人政治的復辟是非常不公道的。因為過去的強人掌握了軍警特，有強大的控制力，但是大憲章中為憲政中心的總統，必須接受種種監督，並不能逞其一己之私。所以總統制不見得會壟罩上昔日強人政治的陰影，應是了解大憲章的一個基本認識。
研究小組一個基本的主張是，不管是成立什麼法，一定要有力量能發揮影響力。而這樣的力量是來自有堅定的共同主張，這些主張要有前瞻性，經得起考驗、符合現階段對時局的正面評價，切中人民的需求。我們在擬定戰略時，必須有武器，沒有武器則不堪一擊。這牽涉到選擇和判斷，我們必須做出選擇和判斷，並為之付出代價，可能是好的，也可能不好。基於傳統上黨外和民進黨對台灣問題的關注一直是扮演領導者和領航員的角色，現在海外異議團體，或是無黨籍人士都能夠提出一部完整的基本法，民進黨在這個階段如果還是提出規範的看法，未免落在時代的末端。……在顧及民進黨的領導者角色，我們必須有一套完整的憲法草案，不能只是幾點簡單的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