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台灣舉行第一次總統大選時，江澤民以軍事飛彈演習相向，經過炮火洗練的民主台灣，愈激起國人的向心力，並引以為榮。2012年，不須軍事演習，不費一兵一卒，「中國因素」首次「軟著陸」，成為總統競選議題；2016年的總統大選，「政治性」、「敏感性」的「中國因素」更變成「政策性」、「常態性」的「中國因素」，「中國因素」相較於1996年的粗暴，已變得柔軟，並深入到國家政策之間。這20年的大轉變，證明中國的崛起已成為台灣總統大選不能不嚴肅以對的重大議題。正如1848年共產黨宣言所說，「一個幽靈在歐洲徘徊」一樣，「中國因素」的「幽靈」已在台灣上空徘徊，民選總統如果不能有效領導，跨越這個「幽靈」，開創新局，反為「幽靈」所困，陷入被動，又如何帶領國家走出新的願景？
回顧20多年前，研究小組對總統直選的戰略思維，有其吻合與不足之處：吻合之處，預言民進黨提早中央執政成真，也預見台灣認同與台灣主體性必將強化，進而凝聚為台灣國民意識；不足之處，幾乎沒有預料到中國大陸會以這樣的速度發展成這樣的大國。這樣的吻合與不足，各有其自身發展的邏輯，本為平行線，一旦交會，卻顯現出內部蘊含的矛盾，而且矛盾似乎愈來愈大，一旦碰撞，甚至可能爆發出嚴重的危機。20多年前戰略思維的吻合與不足，隱隱然正蓄勢待發，變成台灣當前總問題的根源。這是個重大教訓，見證戰略思維的巨大威力與影響；這也是個重大啟示，根據歐克秀(Michael Oakeshott)對霍布斯(Thomas Hobbes)經典性著作的研究，體認到「政治是人類永遠的困境。」如果20多年前研究小組成員在兩岸關係之間沒有「先預留空間」，那麼今後呢？台灣是否還有機會與能力，當「馬基維利時刻」來臨，發揮像總統直選那樣的「政治創新」，以更全面而縝密的戰略思維，來引導時局的發展？
＊作者為台研會創辦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