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衛體系衝擊全球
這類因合理行政而創造的勝利，為戰後國際衛生計畫的驚人成就預先鋪路，這類計畫自1948 年以來，幾乎在全世界有人居住的地區，從根本上改變了疾病的模式。
由官方組成的國際醫學組織，要回溯到1909 年。當時，國際公共衛生處在巴黎設立，任務是監管鼠疫、霍亂、天花、斑疹傷寒以及黃熱病的暴發情形。該處同時也試圖為歐洲國家制定統一的衛生及檢疫規章。在二十世紀兩次世界大戰期間，國際聯盟也設立了一個衛生部。裡頭有許多專責委員會，討論諸如瘧疾、天花、漢生病以及梅毒這類疾病在世界上的發生率。但是在這段期間，更重要的工作則由洛克菲勒基金會執行的抗黃熱病，以及抗瘧疾計畫所完成。
然後就是1948 年，更具野心的世界衛生組織成立了。擁有來自政府的充分支持，世界衛生組織開始出動，把醫學科技的新知帶到世界上各個落後地區，不論當地政府是否願意合作。
因此，自1940 年以來，醫藥科技以及公共衛生行政，對於人類生活環境所帶來的衝擊，已具有世界性的影響。在大部分地區，流行病已經變得無足輕重，而且許多流行病在從前流行得很嚴重的地區，也變得很少見了。人類健康與快樂的淨增值，再怎樣形容都不嫌誇大；的確，現在的人，甚至是我們的祖父輩，都需要發揮一下想像力，才能了解傳染病從前對人類的意義。
然而，正如人類學會擅改複雜生態關係的新方法後，可能會出現的後果般，醫藥研究自1880 年代起對於微寄生所進行的操控，也已經製造出一些始料未及的副作用和新危機。其中一個有趣但也很諷刺的結果，即是產生因太過清潔而引起的疾病。最主要的例子莫過於小兒麻痺在二十世紀崛起，尤其是在最注重衛生習慣細節的階層中。
很明顯的，在許多傳統社會中，嬰兒時代若輕微感染，可以使嬰兒體內產生對小兒麻痹病毒的免疫力，但卻不會激發出任何明顯徵狀；然而，對於那些因衛生習慣的隔離，等到年紀較大才初次接觸到這種病毒的人，通常卻會發生較嚴重的麻痺症，甚至死亡。
1950 年代，由於各種為了爭取小兒麻痺症研究經費，而精心設計的宣導，讓美國人對於逐年暴發的小兒麻痺症愈來愈恐慌。就像較早期的許多案例，有效的小兒麻痺疫苗於1954 年開發出來，從此這種疾病又再度失去大眾的關注，成為只影響極少數拒絕接種疫苗的人的疾病。
難纏的感冒病毒
1918 年至1919 年，美國、歐洲及非洲軍隊在法國北部會合，為流行病的現身提供了空前的大好機會。新型的病毒出現了，事後證明，這些新病毒對人類宿主殺傷力非凡。這種病傳遍地球，幾乎感染了全球的人口，並且殺死了二千萬以上的人。當流行性感冒的疫情達到高潮時，醫藥人員及設備幾乎立刻承受超重負擔，而且衛生服務一般也都停擺；但是，由於這類病毒的特殊感染方式，危機很快就過去了，因此只不過數週後，人類又可以開始例行作息，而流行病則快速消失了。
1918 年後，研究人員經過一世代的研究，建立了三種已知的不同病毒株；而且也有能力創造出對付它們的疫苗。然而，問題沒有這麼簡單，因為流感病毒本身很不穩定，每隔一小段時間，就會改變它的化學結構細節。因此，只要出現任何一波廣泛的新流行，研究人員幾乎都可以肯定，引起這次感冒的病毒其改變程度，必定大到足以逃過去年疫苗在人體血液中製造的抗體。
因此，流感病毒的變化，以及其他傳染病原生物的突變，可能性依然很高。例如，1957 年時，一場新的「亞洲型」流感病毒在香港出現；但是，它在美國發展到流行病程度之前，對抗這個新病毒的疫苗早已大量製造完成，數量多得足以影響這波流行的發病率和強度。然而，要做到這一點，需要公共衛生管理當局具備敏捷的步法，也需要私人企業毫不遲疑的參與辨識新流感病毒，以及大規模開發並製造疫苗。
即使沒有突變，大自然裡也永遠有可能出現下列情況：某些原本名不見經傳的寄生物，突然逸出熟悉的生態區位，而使得遍及地球的密集人口，又遭到另一波全新、毀滅性的死亡災難。例如，近年霍亂在印度及東南亞暴發，就是因為一種原產於印尼蘇拉威西島的新型弧菌，在孟加拉境內及周遭幾乎所有「典型」霍亂弧菌起源的地區，成功的取代了原先的霍亂弧菌。關於這類無法預知的生物波動，還有另一樁近代發生的例子，包括發生在奈及利亞的拉薩熱，以及發生在烏干達的歐尼恩熱病的神祕起落，這些在第3 章曾經提過。
第三項可能會發生的糟糕結果，在於為了癱瘓敵國人民而進行的生物戰研究，在散播致命病原生物於敵方時，有可能會為部分地區（或是全世界）釀成流行病大災難。除了這些可以想像的災難之外，很顯然，人類還是必須固守在食物鏈裡限定好的位置上。過去一百五十年來，由於公共衛生策略的成功，造就了人類數目激增，對於糧食供應也造成了壓力。其他肇因於人口增加所產生的壓力，也以各種方式展現出來—不只是流行病學，也包括社會學、心理學甚至政治學。
鑑往知來
科技和知識，雖然曾大大的為多數人扭轉了疾病的自然發生過程，但卻從來沒有（而且就事物本質來看，也永遠不可能）把人類從古老的位置上解放出來，這個位置正是介於「肉眼看不見的微寄生攻擊」以及「由某些人對其他同類進行的巨寄生」之間。
當然，古早年代的單純兩極分法，也就是把人類社會簡單分為糧食生產者，以及倚賴前者維生的人的這種方法，早已深深改變了。這是因為發展出科學化的農業，而且糧食生產者如今也能由其他不直接生產糧食的人那兒，得到其他類型的服務。話雖如此，如何調適生產者與消費者關係的老問題，卻依然以複雜的方式存在，即使是在這機械化以及官僚化的時代。
當然，從來沒有任何長久、穩定的模式，能夠確保這個世界對抗地方性（假使不是全球性）的毀滅性巨寄生的擴張。一次世界大戰及二次世界大戰，全都導致地方性的毀滅；而且戰爭或革命儘管目的各有不同，都可能如同以往般，再次造成世上眾多人口的饑饉與死亡。
從另一方面看，人口數目的激增，其實反倒確定了糧食供應與人類饑餓之間，所存在的餘裕將會快速消失，使得應付異常危機的緩衝時間愈來愈短。危機一旦真的發生，醫生、農夫、行政人員以及所有維持現代社會物品暨服務通路的技術，都會是維持現存人口數目的關鍵因素。
回顧過去這幾世紀以來奇特非凡的紀錄，沒有人敢篤定的說，未來不會發生意想不到的突破，擴張到目前無法想像的範圍。假以時日，生育控制也許會追上死亡控制。某種類似人數與資源間的穩定平衡關係，可能會自我界定出來。但是就目前及不久的將來而言，很顯然，人類依舊處於地球上已知的生態變動中，最劇烈也最特異的階段。因此在不久的將來，正如人類的過去般，微寄生與巨寄生間現存的平衡中，出現的不會是穩定性，而會是一系列的劇烈變遷和突兀的振盪。
本文部分內容取材自天下文化《瘟疫與人：傳染病對人類歷史的衝擊》責任編輯/柯翎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