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前於南京成立的汪精衛政權，長年被海峽兩岸的主政者視為「傀儡政權」或者「賣國政權」看待，彷彿其存在完全違背了中華民族主義。這套論述講了80年以後，似乎也為廣大中華兒女所接受，幾乎把汪精衛的名字與「漢奸」兩字畫上等號。尤其因為戰時汪精衛政權採取親日立場的關係，更是常常成為統派用來攻擊獨派的專有名詞。
李登輝、陳水扁與蔡英文等三位獨派出身的中華民國總統，都在不同的時空背景下被統派或者泛藍人士辱罵為「當代汪精衛」。就算是中國國民黨出身的馬英九，也因為統派人士視為討好綠營的吃裡扒外之人，常被批評為「比汪精衛還不如的漢奸」。南方溯撰寫的《馬政權的開場、中場與收場》一書，就是以金雄白的《汪政權的開場與收場》為範本命名，借題發揮羞辱馬英九用的。
有趣的是，不只是胸懷中華民族意識的統派喜歡辱罵獨派為「汪精衛」，就連許多綠營人士，包括主張兩岸「一邊一國」的太陽花世代，也喜歡用「汪精衛」來攻擊他們眼中的潛在「賣台人士」。2015年9月3日一篇由藍祖蔚在《自由時報》上發表的社論，就指出到大陸參加中共閱兵的連戰與汪精衛同質性很高，兩人都當過行政院長，而且還都打著「曲線救國」的旗號出賣國家。
問題就來了，身為國民黨元老的汪精衛是否真的出賣了孫中山先生的革命？他前往南京組織親日政權的行為，是否就一定是背叛中華民族主義？在今天的台灣，汪精衛的主張究竟是對統派還是獨派的影響比較大？高呼「和平、反共、建國」口號的汪精衛，對於今天崛起中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否就完全沒有歷史價值呢？關於這些問題，筆者都將在此一一檢驗。
汪精衛背叛了孫中山的革命嗎？
關於汪精衛有沒有背叛孫中山的革命？這個問題其實是一個偽命題，因為蔣中正與毛澤東同樣自視為孫中山先生的學生，並且指責對方背叛了孫中山先生的革命。蔣中正跟毛澤東，到底誰是孫中山的繼承者，誰是孫中山的背叛者，直到今天在兩岸都還沒有辦法取得共識，筆者更難以回答汪精衛到底背叛了孫中山先生沒有。
汪精衛有沒有背叛孫中山？基本上這是一個立場問題，端看閱讀這篇文章的讀者站在什麼角度，沒有絕對的對與錯。就如同中共指責蔣中正背叛孫中山聯俄容共的政策，在某種角度上其實是可以成立的。同樣的，蔣中正攻擊中共沒有遵守孫中山「共產主義不適合中國」的指導，站在另外一個視角來看同樣也沒有問題。
而當汪精衛1938年逃離重慶，前往越南與日本人接觸時，孫中山先生早已去世13年，從行動上來看他稱不上是背叛中山先生，因為活人是沒有可能背叛往生者的。要討論這個問題，就只能夠從精神層面出發，解析汪精衛到底有沒有在精神上背叛中山先生。孫中山先生的信仰是什麼？這又是一個沒有辦法三言兩語回答的問題。 （相關報導： 馬紹章觀點：國民黨當務之急是尋求新願景，而非片面毀約 ｜ 更多文章 ）
不同歷史階段的孫中山先生，有不同的政治主張，比如在革命以前的孫中山主張驅逐滿族人，革命之後又主張五族共和，早年希望在中國推行英美的民主制度，晚年則在日本的大亞洲主義和蘇聯的共產主義之間徘徊，並主張剝奪「反革命份子」的人權。到底孫中山先生的思想是什麼？或許還是只能從《三民主義》中的民族主義、民生主義與民權主義來界定。
蔣中正、毛澤東與汪精衛都是廣義的《三民主義》信徒，但是在不同的歷史階段，他們都會做出該優先推行民族、民生還是民權主義的不同選擇。或許從更嚴格的意義上來講，也只有蔣中正與他的繼承人有辦到真正的民權主義，還不是孫中山實行「聯俄容共政策」以後推行的「革命民權主義」，而是真正給中國人帶來歐美的政治制度。
毛澤東從來沒有把民權主義放在眼睛裡面過，所以他正確來講應該是屬於「二民主義」的信徒。身為民族主義者的他，在抗戰時還需要來自蘇聯的援助並且與日本相互利用，沒有辦法把民族主義放到第一優先。於是他以改善農民生活的「土地改革者」身分現身中國政治舞台，緊抓「民生主義」大牌吸引知識份子和西方人士支持。
此外為了奪取政權，毛澤東一度在其根據地內賦予了農民參政權，本身並不信任民權主義的他一度也被視為比蔣中正更開明的領袖。因為這些被賦予參政權的農民並沒有反對或者監督中國共產黨的權力，實際上來看中共根據地並沒有真正的民主，不過用來欺騙西方觀察家已經足夠。畢竟蔣中正忙於領導全國軍民同胞對日作戰，沒有辦法兼顧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的實施。
讀者們此刻一定會問，是否蔣中正在抗戰時推行的政策是以民族主義為主？答案是對，但是也並不對。因為孫中山先生革命的目的，是要把中國同時從西方還有日本殖民統治者的手中解放出來。蔣中正領導中國軍民抵抗日本，只實踐了孫中山先生一半的民族主義。另外一半以西方為目標的民族主義，其實正是由汪精衛先生在推行的。
汪精衛背叛民族主義嗎？
關於汪精衛是否背叛民族主義一事，那純粹是因為日本帝國戰敗，汪精衛政權徹底垮台，失去了歷史話語權所導致。如果1949年的中華民國政府，如同1975年的越南共和國一樣被共產黨推翻到連台灣都不剩，失去一切宣傳自己意識形態與歷史觀點的國家機器，那麼在中華世界同樣也不會有人宣傳蔣中正心目中的民族主義。
更何況汪精衛是與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日本結盟，而日本帝國如同納粹德國一樣，被美國、中華民國、英國與蘇聯等戰勝國視為絕對之惡看待。所以支持汪精衛政權的中國人，比在1975年後逃亡美國的南越與1949年隨政府遷徙來台的蔣中正支持者還要更沒發聲機會了。值得一提的是，為數眾多逃亡美國的南越華僑或者撤退來台灣的外省人，其實在1945以前也曾是汪精衛政權的支持者。
所以汪精衛被剝奪了民族主義的代表權，不是因為他沒有民族主義，而是在於他戰敗了，而且還敗得非常徹底。蔣中正領導抗日，看在反日多於反西方的中國人眼中，自然是代表民族主義的。然而中國想要戰勝日本，則需要來自西方強權的援助。這意味著在彰顯反日民族主義的同時，蔣中正必須要壓抑另外一批反西方的中國人的民族主義。 （相關報導： 馬紹章觀點：國民黨當務之急是尋求新願景，而非片面毀約 ｜ 更多文章 ）
《滾出中國：十九、二十世紀的國恥，如何締造了民族主義的中國》（Out of China: How the Chinese Ended the Era of Western Domination）一書作者畢可思（Robert Bickers）如此形容抗戰爆發初期，在上海襲擊親日人士的重慶地下工作人員：「雖然國民政府的『特勤』單位拿著炸彈和刀槍約束自家國民，但他們並沒有攻擊、挑戰公共租借政府當局。」
深信大亞洲主義的孫中山，晚年曾致力於推動中華民族與大和民族共同反對西方殖民主義。關於這點，可以從孫中山1924年11月28日在神戶的演說中詢問日本人要當「西方霸道的鷹犬」還是「東方王道的干城」看出端倪。當然站在支持抗戰的中國人，會認為日本做出侵略中國的選擇，就是已經當上了「西方霸道的鷹犬」。
不過日本侵略中國，顯然不是受到西方國家所指使，以此類推二戰的日本當上「西方霸道的鷹犬」，其實是沒有什麼邏輯可言的。日本雖然有納粹德國與法西斯義大利等同樣來自西方文明的盟友，但是希特勒與墨索里尼並沒有要求日軍進佔中國。至於日本與英美的關係，則從1931年九一八事變以後就開始走向惡化，更不可能聽命於倫敦或華府。
日本帝國充其量就是「東方霸道文化的頭頭」，既不屬於西方也稱不上是任何強權的「鷹犬」。但是看在優先反對西方殖民主義的中國人眼中，日本卻絕對是「東方王道的干城」。畢可思進一步指出：「國民黨嘴上依舊反對帝國主義和『不平等條約』，但收回外國租借特權仍懸而未解。民族主義的說詞反而被日本人偷走，尤其是漢奸和日本代理人頻頻攻擊『英美霸權』。」
從這個角度出發，汪精衛真的是100%的民族主義者，這也是為什麼其政權成立時，仍能得到大量軍民支持的一大關鍵原因，即便短短不到三年前，日軍才在他的首都南京殺了20萬的中國人。公共租界與駐外法權等西方國家加諸於中國身上的不平等待遇，並沒有對日抗戰的爆發而結束。一些長年遭受歐美人士欺壓的中國人，自然會將日本視為「爛蘋果當中那個比較不爛」的那一個看待。
然而即便是這些反西方的中國人，也沒有辦法否認日軍對待佔領區中國人的態度遠比歐美人士還要惡劣，絲毫沒有真的把中國人視為「兄弟之邦」看待。這讓親日的中國人感到非常苦惱，仿佛蔣中正與毛澤東對他們「漢奸」的攻擊都是有道理可言的。所以早年追隨孫中山革命的汪精衛願意出山，重新打起中國國民黨的旗號成立親日政權，對他們而言自然是一種政治上的解套。
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戰爭爆發，日軍對公共租界發動進攻。他們將除了香港之外，所有佔領自英美的租界區都交給汪精衛政權，並遊說同屬軸心國的維琪法國與義大利如法炮製。此舉確實讓越來越多淪陷區的中國人相信，「大東亞戰爭」是一場從西方霸權手中解放有色人種的民族戰爭，並為日軍在太平洋戰場上取得的勝利歡呼。
汪精衛就是以推翻鴉片戰爭以來，西方人加諸在中國人身上的枷鎖。他在1942年8月29日的鴉片戰爭100周年大會上，譴責了以英國人為代表的西方帝國主義國家一個世紀以來對中國的侵略，並消遣英美白人在日軍面前如何的不堪一擊。在那個日本人於太平洋戰場上佔上風的歲月裡，必須要說汪精衛以反英美為基礎的民族主義對中國人還算挺有吸引力的。 （相關報導： 馬紹章觀點：國民黨當務之急是尋求新願景，而非片面毀約 ｜ 更多文章 ）
為了與汪精衛爭奪民族主義話語權，蔣中正不得不向英美提出廢除租界與治外法權的要求，促成《平等新約》的簽訂。蔣中正出版《中國之命運》一書大肆批判英國的原因，除了有他在第一次滇緬戰役中遭受到的委屈之外，或許也有相當部分是為了要向中國人證明他與英美合作不是要讓中國成為西方的殖民地。顯見汪精衛在這場民族主義話語權的爭奪上，一度還牽著蔣中正的鼻子走。
1944年在淪陷區上映，以鴉片戰爭為背景的電影《萬世流芳》甚至還對大後方的中國人都帶來了影響。畢可思在他的書中介紹道：「傀儡政權總統汪精衛5月曾預先觀賞了這部中日合資的電影。那年夏天的流行歌曲就是來自於這部電影，就連重慶也聽得到，演唱人就是電影女主角，滿洲出生的日本人，中文名字是李香蘭。」
綠營繼承了汪精衛嗎？
由於汪精衛政權親日，且今天的民進黨政府也親日的關係，許多泛藍人士批評民進黨是汪精衛政權的繼承者。然而值得一提的是，汪精衛政權固然親日，卻從來沒有否定過自己是中國人。汪精衛雖然在日本人的壓力下承認了滿洲國，可是他與滿洲國皇帝溥儀之間的恩怨卻始終沒有化解，只因為他參加革命時刺殺失敗的攝政王載灃就是溥儀的親生父親。
無論是對於汪精衛還是溥儀而言，承認對方的政權都只是一時的權宜之計。汪精衛希望將東北重新納入南京國民政府的統治之下，並認為溥儀是該被掃入歷史的前朝餘孽。溥儀同樣不甘心在東北當日本人的魁儡皇帝，一心想要回到關內重振大清帝國，將汪精衛視為一個該被砍頭的亂臣賊子看待。他們一個是清朝末代皇帝，另外一個是同盟會元老，在立場上卻都是不折不扣的統派。
滿洲國雖然以溥儀為元首，但絕大多數的國民還是以漢人為主，他們對汪精衛認同的程度其實也並不下於溥儀。只是在日本人的安排下，滿洲國終究是有別於中華民國的獨立國家，東北人的民族情緒被壓制了下來。所以汪精衛在1942年造訪東北的時候，曾經對當地群眾進行演說，希望暗中鼓動他們反對清朝皇室。汪精衛呼喊：「我們昔日為同胞，今日仍為同胞，他日更為同胞。」
台灣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是日本殖民地，汪精衛政權沒有實力也不敢挑戰日本的主權。但是從南京國民政府曾經連馬來半島的主權都向日本外務省提出要求過的情況來看，假若汪精衛生活在今天兩岸分治的時空環境下，以孫中山先生正統繼承人自居的他也絕對不會是民進黨的支持者。對他而言，親日、親美與親蘇都只是中國現代化道路的不同路線選項，絕不是要否認自己炎黃子孫的身分。
和毛澤東、蔣中正一樣，汪精衛的終極目標是讓中國統一在他的領導之下。統派學者侯立朝曾在《海峽評論》雜誌上指出：「蔣介石、毛澤東、汪精衛，他們三人雖然把中國搞成『一國三區』（國統區、解放區、淪陷區）與『一國三府』（毛延安、蔣重慶、汪南京），但都不是要「瓜分中國」。而是互相否定對方，不是要『平行的兩個主權獨立國家』！」
會把汪精衛與李登輝、民進黨相提並論者，絕大多數都是在台灣成長，接受蔣家教育長大，自然不會如曾經親歷過汪政權統治的第一代外省人那般，瞭解汪精衛的意識形態究竟為何。除了反西方之外，抗戰期間許多知識份子支持汪精衛政權的原因，還在於汪精衛政權比重慶更堅持傳統中華文化，並且更反對當時走國際主義路線的中國共產黨。 （相關報導： 馬紹章觀點：國民黨當務之急是尋求新願景，而非片面毀約 ｜ 更多文章 ）
抗戰初期蔣中正需要蘇聯協助對抗日本，不得不停止1927年以來的反共政策，允許中共與國民政府一起「共赴國難」。國共關係惡化以後，又因為蘇聯已經成為英美盟軍牽制納粹德國的盟友，蔣中正無法強硬對抗共產主義對中國的滲透。甚至當蘇聯1944年煽動新疆維吾爾人造反，準備脫離國民政府宣佈獨立的時候，委員長在羅斯福總統的壓力下回應的也是軟弱無力。
前政治大學中文系教授張壽平，一身致力於推廣中國傳統文化，也是蔣中正在台灣推動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時的重要幹將。可能很難有人想像，一輩子忠黨愛國的他不只是汪政權的支持者，而且還是汪精衛先生的信徒。張壽平青年時代受教於汪政權時代南京中央大學，是汪精衛文化大將龍沐勛的學生，他也在老師的推薦下，進入南京國民政府擔任基層幹部。
後來龍沐勛又將張壽平委派到江蘇鄉下工作，推廣傳統文化教育，並對中共新4軍進行政治作戰。他指出當年的新4軍幹部與士兵把蘇聯視為無產階級祖國看待，並誓言要以馬列主義取代中華傳統文化，從而被汪精衛政權視為對中國最大的威脅。在他的細心開導之下，部份與和平建國軍交流的中共幹部與士兵又慢慢瞭解了5,000年中國文化的博大精深。
抗戰勝利後，張壽平因為姐夫張慕陶在台北擔任憲兵第4團的團長，而且又精通日語的原因被派到台灣推廣國語和中華文化。他曾在二二八事件中協助姊夫拯救被暴徒攻擊的外省人，看在張壽平眼裡那些暴徒雖然身穿日本軍裝，行為舉止卻更像是抗戰期間否定中華傳統文化的新4軍。所以對他而言，二二八事件屬於國共內戰，不是抗日戰爭的延續。
張壽平從今天的藍綠光譜來看，肯定是屬於深藍族群的典型代表，他與他的兒子也都在1993年以後成為新黨的支持者，跟綠營完全沒有一丁點關係。民進黨看似親日，實際上只是為了要與蔣家父子提倡的抗戰史觀唱反調才去推廣皇民史觀的。民進黨人與日本的淵源其實遠不如國民黨，反而在歷史上與中共有更密切的關係。
汪政權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共產主義確實是汪精衛政權意識形態上的首要敵人，所以南京國民政府的和平建國軍以壓制新4軍為主要任務，並為許多在中共根據地內遭到清算鬥爭的鄉紳提供政治庇護。如前中華民國團結自強協會理事長汪元仁將軍，就因為父親在蘇北老家成為中共批鬥對象的原因，只能跟著家人一起搬到汪精衛政權統治下的揚州生活，避免新4軍的進一步迫害。
汪將軍指出日軍攻入他的老家高溝鎮時，擔任鎮長的父親汪祝三曾領導地方自衛隊開展抗日游擊戰，可沒想到最後卻因為黃克誠率領8路軍南下支隊進入蘇北與新4軍會師，慘遭兩支共軍突襲而潰敗。在重慶國民政府無法援助他們反共的前提下，同樣懸掛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並且以孫中山先生傳人自居的南京國民政府就成為了一個可以接受的對象。
駐防揚州的和平建國軍，在汪元仁將軍眼中有良好的紀律，是讓他們免除遭受共黨迫害的最後屏障。可見淪陷區的軍民同胞無論抗日與否，只要他們與共產黨的關係不對盤，汪精衛政權就是他們「兩害相權取其輕」的支持對象。也因為這個原因，許多在1949年來台灣的外省人，其實是比效忠蔣中正者更早體驗到中共政治清洗的汪精衛支持者。 （相關報導： 馬紹章觀點：國民黨當務之急是尋求新願景，而非片面毀約 ｜ 更多文章 ）
還有一位祖籍廣東的越南華僑何健行，抗戰期間服務於南京和平建國軍的警備司令部。他在抗戰勝利後因為不願參加國共內戰返回了位於北越的故鄉，結果卻因為胡志明率領的越南人民軍在奠邊府戰役中擊敗法軍的原因，只能逃往南方投靠美國支持的南越政權。1975年西貢淪陷以後，不想接受共產黨統治的何健行只能投奔怒海，成為移居美國加州的越南難民。
無論是在1949年隨政府來到台灣，還是在1975年以後從越南逃往美國追尋自由，支持汪精衛先生的人士大多反對共產主義，尤其是對清洗地主鄉紳的毛澤東印象惡劣。然而從1979年大陸宣告改革開放起，他們卻又紛紛改變了過去堅決反共的立場，成為兩岸交流的積極推動者。甚至還有一些，完全認同了今日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轉而成為中國共產黨現行體制的支持者。
是什麼樣的原因，導致汪精衛支持者出現如此巨大的立場轉變？從張壽平與何健行的回答來看，這一切的發展並不是他們立場上有什麼轉變，而是中國共產黨自1969年與蘇聯爆發珍寶島衝突之後，逐漸擺脫了過去的國際主義路線，回歸汪精衛先生追隨的民族主義道路。而且當今的中國共產黨，也確實是當今中華世界唯一一個可以將大亞洲主義推行到底的政治力量。
看在他們眼中，日本對中國的威脅已經隨著兩顆原子彈消滅殆盡，蘇聯對中國的滲透也在中蘇共分裂後走向終結。如今「美帝國主義」已經繼承英國帝國主義，取代日本軍國主義與蘇聯修正主義成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頭號威脅。恰好1979年發生中美斷交事件，台灣社會對美國的不滿甚囂塵上，讓他們有機會在長年來立場親美的國民黨中推廣反美意識。
抗戰末期在淪陷區遭遇盟軍轟炸的汪政權支持者，並沒有在抗日戰場上與美軍並肩作戰的經驗，對導致他們「大東亞共榮圈」美夢破碎的美國稱得上是恨之入骨。於是早年協助兩蔣父子推動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的他們，在中美斷交後便透過自己過去對台灣教育資源的掌握，開始潛移默化推動詆毀以及醜化美國的政治教育。
搭配從80年代開始，美國國會開始就台灣民主化運動向蔣經國施壓的外交局勢，他們雖然沒有辦法顛覆國民黨高層的親美反共立場，卻順利將國民黨基層支持者們轉變為台灣反美情緒最強烈的一群人。曾經在第二次世界大戰與台海保衛戰中支持中華民國的美國，居然超越了日本、俄羅斯與中共成為台灣深藍人士心目中的頭號大敵，在過去相當長的時間裡一直為筆者所難以理解。
後來也是從瞭解到汪精衛政權這段反抗西方的歷史，還有來台外省族群中有眾多汪精衛信徒的現象以後，才終於瞭解到台灣泛藍基層支持者反美的歷史淵源。1949年到台灣的外省人，無論過去他們在大陸時隸屬於哪一個派系，都是追隨蔣家父子而來。所以無論他們是否喜歡今天的中共，對蔣家父子都很難做出負面評價，要他們否定中華民國存在的正當性更是一種心理上的巨大煎熬。
然而一旦有了反美的思想，這些外省人或者他們的後代最終也很難不走上反對蔣中正父子或者否定中華民國政府繼續存在的道路。畢竟從中華民國政府戰後簽署《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條約》的情況來看，蔣中正統治下的中國勢必難以擺脫對美國的依賴。所謂的抗戰勝利，對他們而言不過就是由親美的國民政府取代親日的國民政府而已。 （相關報導： 馬紹章觀點：國民黨當務之急是尋求新願景，而非片面毀約 ｜ 更多文章 ）
同樣都是依賴外國，信奉大亞洲主義的中華民族主義者不會認為蔣中正的歷史地位與汪精衛有什麼不同。而且強調亞洲優先的他們，或許還覺得日本在歷史文化與血統上比美國還要更親近中國。張壽平在新黨當義工的兒子張之閎，就指出蔣中正與汪精衛比起來，根本就是一個「不學無術的流氓」。顯見支持兩岸統一又反對蔣家父子，才是他們真正的信仰。
既然中華人民共和國是當今唯一繼承孫中山與汪精衛理念，讓中國人不再接受任何列強欺負的中國政權，而且早在毛澤東時代就已經有領導有色人種抵抗「西方帝國主義」，把「大東亞共榮圈」推行到底的霸氣，他們當然更是沒有理由再反對中國共產黨了。畢竟比起讓「東風壓倒西風」，西方的普世價值本來就不是他們追求的目標。
東風能否壓倒西風？
期盼「東風壓倒西風」的夢想，也是許許多多泛藍陣營支持者在今天轉變為「紅統」的一個真實原因。尤其是經國先生去世後，從李登輝開始、歷經陳水扁與馬英九到現在的蔡英文，歷屆中華民國總統都是蔣家父子親美反共政策的忠實繼承人，更是讓他們對這個體制大失所望。基層泛藍支持者無論過去是姓蔣還姓汪，現在都已經有很高比例的「紅統化」了。
由這裡我們也可以看到，汪精衛還是在相當程度上代表了中華民族主義當中的一條路線，至少是反對西方的民族主義路線。那麼對於當今統治大陸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汪精衛政權又留下了哪些遺產呢？最直接從軍事上來看，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就是以1945年8月20日，駕駛汪政權空軍立川一式雙發高等練習機投共的「建國號」機組人員為骨幹所建立而成。
現今定居南京的張華，就是當年隨「建國號」投共的汪政權飛行教官，曾親手教出了包括前解放軍空軍司令員王海在內的眾多中共韓戰王牌飛行員，是解放軍空軍元老級人物當中的元老級人物。光是從張華的歷史，就可以知道汪精衛政權對解放軍空軍的影響有多麼深遠。解放軍海軍方面，同樣能把建軍的歷史追溯到1944年汪政權海軍人員發起的「劉公島起義」。
根據《潛航：海軍第一支潛艇部隊追蹤》一書的作者黃傳會介紹，中共於1951年4月派往蘇聯的潛艇學習隊中，擔任艇長的四人裡面就有辛福源、劉蘊蒼、胡介山和一名艇政委傅永康為前汪政權海軍人員。後來，在蘇聯援助中共的四艘自豪級驅逐艦上擔任艦長的四人當中，也有三人是曾參加過汪精衛政權海軍的「起義人員」。
政治層面上來看，無論是周恩來在1954年第一次亞非會議上強調的「萬隆精神」，還是21世紀後習近平推動的「一帶一路」戰略，都有扶持有色人種抗衡歐美國家的「大亞洲主義」色彩存在。然而中共並不是汪精衛政權的繼承者，因為汪精衛政權終究只是在日本帝國的領導下推動「大亞洲主義」，今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則不用別人領導，而是要準備領導別人。
翻閱「九一八事變」元凶石原莞爾的《最終戰爭論》，裡面提及他個人理想的太平洋戰爭，是一場由代表東方文明的日本與代表西方文明的美國之間的「最終戰爭」。其實如果把這場戰爭中代表東方的國家由日本換成中共，石原莞爾的想法又與毛澤東「東風壓倒西風」的理念不謀而合。中共所真正繼承的其實正是大日本帝國本身，絕不是汪政權或者滿洲國。 （相關報導： 馬紹章觀點：國民黨當務之急是尋求新願景，而非片面毀約 ｜ 更多文章 ）
大陸民族主義者余曉波，就相信最終亞洲將在中國的領導下，實現石原莞爾「最終戰爭」的野心：「『亞洲是亞洲人的亞洲』，這句話在過去的七十年裡一直是作為日本侵略野心的罪證說出來的。現在這句話輪到中國人頭上了。原來，我們繞了那麼一大圈，走了一條沒有日本人的日本路線。這條彎路不是三十年，而是七十年。哈哈哈。」
舊日本帝國無法走完的道路，已經由右傾民族主義化的中共遞補。中國共產黨放棄的極左翼國際主義路線，現在則看似由台灣的民進黨取代。台灣的泛藍陣營，則是上層想延續蔣中正的親美路線，但同時與中共維持和平往來，底層則希望能一如過去依附日本的汪精衛政權一樣依附中共，實現所謂的「第三次國共合作」，不要在下一階段「東風壓倒西風」的過程中缺席。
在所有角色都轉換自己的位置之際，只有國民黨還是80年前的那一個國民黨，仍因缺乏統一的政治路線而陷於慘烈的內鬥之中。唯一的差別，只是由過去的親美與親日之爭轉變為現今的親美與親共之爭。一樣的地方，則是在於國民黨仍舊沒有認清自己的角色與立場究竟是什麼，只能一如80年前般繼續找一個「老大」或者「靠山」依靠，然後讓自己與人民的需求越來越遠。
筆者並非汪精衛政權的支持者，對於未來是否將「東風壓倒西風」也是毫無興趣。但是從對汪精衛政權的研究，筆者卻能更為清晰的瞭解到中國國民黨從過去到現在，從現在到未來所遇到的種種困境。而且這些困境的內容，居然又與80年前的毫無兩樣。落筆到這裡，看著貴為中國國民黨立委的吳斯懷將軍高喊解放軍空軍繞台不算挑釁，筆者更感覺寫文紀念汪精衛政權更有時代意義。
從汪政權成立至今過了80年，台灣大中華主義信徒的身份歷經了不同轉變，從反共先鋒到統一鬥士，再到今天的深藍與韓粉，他們扮演的角色卻與過去別無二致，就是強權的依附者，不同之處只是他們過去依附日本，現在依附中共而已。「和平反共建國」的口號，也被「和平反獨促統」取代，打倒共產黨變成「打倒美日帝國主義」。唯一不變的是他們對西方價值觀的敵視，而近期日本與中共的和解將更鞏固他們對「東風壓倒西風」的信仰。 （相關報導： 馬紹章觀點：國民黨當務之急是尋求新願景，而非片面毀約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中美關係研究、軍事寫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