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挺生觀點：強權的衝撞─1941年德國與蘇聯的戰前準備

第二次世界大戰最慘烈的戰鬥與最駭人的傷亡，都集中在東線戰場。在這個遼闊的戰區中，納粹德國的國防軍（Wehrmacht）與蘇聯紅軍（Soviet Red Army）各自動員數百萬人的部隊，進行了四年大規模的廝殺。相較之下，西方盟國1944年的反攻，雖然吸引眾多關注，但絕非在同一個等級上的作戰。

1941年6月22日，德國出其不意地發動奇襲，紅軍節節敗退，付出了巨大的傷亡代價。回顧兩國的作戰準備，不難看出為何蘇聯幾乎一戰亡國。但是，只要決心把仗打下去，就還是有翻盤的機會。

一、巴巴羅沙作戰計畫（Operation Barbarossa）

德軍擊敗波蘭（1939）與法國（1940）後，緊接著發動「海獅作戰」（Operation Sea Lion），企圖入侵英國。希特勒以第十六號元首訓令（Führer Directive No. 16）指示陸軍總司令部（OKH）進行登陸英國的準備。但是在已經展開的不列顛戰役（Battle of Britain）中，德國空軍（Luftwaffe）一直無法達成壓制英國皇家空軍（Royal Air Force）的目標；德國海軍（Kriegsmarine）更是完全沒有進行兩棲登陸的準備，也不可能與皇家海軍（Royal Navy）對抗。入侵英國的計畫受挫，使希特勒轉向東方，企圖先征服蘇聯，再回頭解決孤立無援的英國。

然而，從軍事角度來看，比起先前幾場戰爭，入侵蘇聯要困難許多。德軍必須擊敗世界最大的陸上軍事力量，而且得在寬達1,800公里的正面上，向前推進1,750公里。德軍的作戰構想是：先快速將紅軍平時兵力的大部，在靠近蘇聯新國界的地區進行包圍戰（Battle of Encirclement）加以殲滅，不讓其龐大的後備兵力有集結的時間。1940年12月18日下達的第二十一號元首訓令「巴巴羅沙作戰」中明確指出，摧毀紅軍，而非佔領領土或特定政治目標，才是主要作戰意圖。希特勒與高級軍事顧問都相信，一旦摧毀了紅軍，史達林（Joseph Stalin）的共產政權就會崩潰，重演1918年的大混亂。這個假設嚴重地低估了史達林對蘇聯人民的控制能力，與紅軍動員後備兵力替補被德軍摧毀單位的潛力。直到1941年底，當紅軍在巨大危機面前展現了堅決抵抗的能力時，德國才開始將佔領莫斯科視為階段性勝利的必要條件。 （相關報導： 曾泰元觀點：中國病毒？歷史錯誤不應再犯 ｜ 更多文章 ）

為了摧毀紅軍力量，希特勒在東線集中了151個師（包括19個裝甲師與15個摩托化步兵師），3,350輛戰車，7,200門火砲，2,770架飛機。軸心國盟友方面，芬蘭提供了14個師，羅馬尼亞提供了4個師與6個旅，並承諾再投入9個師與2個旅參加巴巴羅沙作戰。德國陸軍總司令部管制所有東線戰場上的軸心國部隊，並將這些兵力劃分為：挪威軍團（Army of Norway），北方集團軍（Army Group North），中央集團軍（Army Group Centre），與南方集團軍（Army Group South），各由1個德國航空軍團（Air Fleet）支援。3個集團軍擁有4個裝甲兵團（Panzer Group），部署於波羅的海到黑海之間。波克元帥（Fedor von Bock）指揮的中央集團軍為攻勢重心所在，故配屬了2個裝甲兵團（第2、3）。這2個裝甲兵團將從比亞維斯托克（Bialystok）突出部兩翼迅速推進，在明斯克（Minsk）附近會師，形成戰役中第一個大型包圍圈。因此，德軍的主要攻勢預定在普里彼特沼澤（Pripyat / Pripet Marshes）北面。

德軍的作戰計畫希望利用蘇聯在前線與後方缺乏良好公路與鐵路的缺陷，在紅軍能向東撤退之前，迅速加以圍殲。然而，德軍情報高估了紅軍前沿部署的密度，更全然不知位於聶伯河（Dniepr / Dnieper）以東預備軍團的存在。作戰計畫要求3個集團軍沿著不同軸線前進：北方集團軍朝列寧格勒（Leningrad），中央集團軍朝莫斯科（Moscow），南方集團軍朝基輔（Kiev）。因此，從計畫制訂初期，德軍就採取了危險的兵力分散概念，企圖同時達成希特勒的所有政治目標。

德國裝甲兵力在過去兩年的戰事中，展現了優異的機動作戰能力。從極窄的正面穿透敵人的防線，迅速擴張戰果抵達後方，破壞敵軍的後勤補給與指管系統，並包圍大量的部隊。隨後跟上的步兵進行殲敵任務時，裝甲部隊則繼續推進，深入敵人內地。但在實戰中也暴露出步兵無法趕上來將包圍圈收緊的缺點，為數甚多的敵軍因此得以遁逃。這主要是因為德軍從未能生產足夠的車輛來運送步兵。整個二戰期間，德軍大部分由徒步的步兵單位組成，配備由馬匹拖曳的火砲；擔任箭頭的摩托化軍經常需要停下來等待步兵趕上。

由於裝甲部隊是執行德軍攻勢準則必要的工具，在發動巴巴羅沙作戰之前，希特勒採用減少戰車數量的方法來建立更多的裝甲師。1941年時，1個裝甲師由2至3個戰車營組成。每師的戰車編制數量為150至202輛，實際上平均可用的戰車為125輛。此外，每個裝甲師還包括5個摩托化步兵營，其中4個由卡車運輸，1個為摩托車營。這些步兵營很少配備裝甲運兵車，因而在戰鬥中蒙受重大傷亡。最後，還有裝甲偵察營與工兵營，3個砲兵營（由卡車拖曳），以及通訊、戰防（反坦克）、防空等支援單位。兵員總數約17,000人。摩托化步兵師編制較小，包含1個戰車營，7個摩托化步兵營，3至4個砲兵營。最早成立的4個武裝黨衛師（Waffen SS）編制與正規摩托化步兵師相同，之後逐漸轉變成實力強大的裝甲師。1941年的摩托化（或裝甲）軍，包含2個裝甲師與1個摩托化步兵師。2至3個摩托化軍組成1個裝甲兵團。在巴巴羅沙作戰後期，裝甲兵團增加了步兵軍而升級為裝甲軍團。

由於1939、1940年的戰役皆為攻勢作戰，德軍防禦準則大體上承襲1918年的經驗。步兵防禦依賴大縱深與協同良好的守備，並保留重要的預備兵力，經由彈性防禦與快速逆襲來挫敗敵人攻勢。這套準則有三個前提條件，但在東線戰場上都不存在：首先，擁有足夠的步兵來建立縱深防禦；其次，敵人主要以徒步的步兵為攻勢主力；最後，指揮官能自行決定防守的區域，並視戰場條件彈性地進行防禦。現役德國步兵師包含3個步兵團，每個團有3個步兵營；加上4個由馬匹拖曳的砲兵團，總兵力約15,000人。步兵單位配備的37 mm戰防砲已被證明無法對抗英、法的重型戰車，步兵師必須使用100 mm或105 mm中型火砲與88 mm防空火砲來對抗敵方戰車。 （相關報導： 曾泰元觀點：中國病毒？歷史錯誤不應再犯 ｜ 更多文章 ）

德國空軍派出2,770架飛機參加此次戰役，為第一線空軍實力的65 %。梅塞施密特（Messerschmitt）Bf-109f為優秀的主力戰鬥機，容克斯（Junkers）Ju-87斯圖卡（Stuka）俯衝轟炸機只有在敵人不具空優的情況下才有生存機會。道尼爾（Dornier）Do-17與Ju-88轟炸機，以及多用途Ju-52運輸機都有航程、負載量不足的缺點，屬於即將落伍的機型。德國工業未能彌補不列顛戰役的損失，1941年時德國空軍比前一年春天還少了200架轟炸機。由於飛機數量短缺，與必須以前線簡陋機場為基地的限制，事實上很難在遼闊的東線戰場上取得空優與提供強勢空中打擊。德國空軍仍只是提供短程地面攻勢支援的戰術空中武力，無法執行深入敵後的戰略任務。

德軍最大的弱點為後勤補給。蘇聯廣裒的國土上，只有40,000英里的硬路面道路，51,000英里的鐵路。而蘇聯的寬軌與德國的軌距不同，雖然德軍努力將佔有的鐵路改為西歐軌距，後勤單位仍得依賴繳獲的蘇聯火車頭與車廂來進行大部分的補給運輸。裝甲與摩托化單位，也沒有建立長期作戰所需的維修能量。戰車與裝甲運兵車的複雜機械結構，加上不同型號車輛間零件的不相容，使後勤維修系統運作極端困難。但德軍後勤補給最嚴重的問題，在於尚未進行戰時經濟的動員。石油與原料的嚴重短缺，限制了德國工業產出與運輸發展。1941年6月時，德國產業已有300萬外來勞工，每一次擴大徵兵，就加重勞動力的短缺。

二、蘇聯對入侵的反擊計畫

在蘇聯方面，史達林與希特勒於1939年8月簽訂的「里賓特洛甫—莫洛托夫互不侵犯協議」（Ribbentrop – Molotov Non-Aggression Pact），意外地導致戰爭初期紅軍的慘敗。史達林原本希望利用這個協議，將波蘭東部與波羅的海國家變成緩衝區，降低德國入侵的威脅。然而，1939年9月蘇聯入侵波蘭，與隔年併吞波羅的海三國，卻讓德蘇兩國邊境接壤，並迫使紅軍參謀本部徹底更動其作戰方案。從1940年7月起，參謀本部的新作戰計畫便將德國視為最危險的敵人，而普里彼特沼澤以北地區為德軍最可能的進攻軸線。但史達林不同意這個判斷，在10月時要求參謀本部以普里彼特沼澤南方為進攻軸線的想定，重新制訂作戰計畫，成為紅軍的第四十一號動員計畫（MP41）。 （相關報導： 曾泰元觀點：中國病毒？歷史錯誤不應再犯 ｜ 更多文章 ）

新任參謀總長朱可夫（G.K. Zhukov）在史達林授命下，於1941年初完成「國家防衛計畫」（DP41），顯示紅軍將以軍事行動反擊敵人侵略的意圖。雖然在戰略上採取守勢，但作戰計畫本質上是由攻勢主義主導。這個作戰計畫將現役303個師中的237個部署於蘇聯西部國境。平時的波羅的海特別軍區、西部特別軍區、基輔特別軍區、與第9獨立軍團，在戰時將改組為西北、西部、西南、與南部4個方面軍。整體來說，蘇聯西部的兵力將分為兩個戰略梯隊：第一梯隊的186個師分屬4個方面軍，第二梯隊的51個師組成5個軍團，由最高指揮部管制。而4個方面軍又分別部署三層防禦帶：第一層沿著邊界配置掩護兵力，第二、三層以強大兵力（兩層兵力數量約略相當）來增加防禦縱深，並組織反擊行動。然而，1941年初的動員遭遇許多困難，使作戰計畫無法完全實施。在1941年6月22日德軍入侵時，第一梯隊的三層防禦帶分別部署了57、52、與62個師，加上歐俄地區20個機械化軍的大部分。第二梯隊的5個軍團共計57個師，部署於北德維納河（Northern Dvina）—聶伯河一線，其任務為協同各方面軍的反擊，發動戰略性反攻。但在開戰之日，方面軍的部隊，與後備的5個軍團，都未能依作戰計畫完成部署。德軍的入侵，讓處於變更部署階段的紅軍措手不及。更嚴重的是，紅軍誤判德軍攻勢重心在普里彼特沼澤以南，而將重兵置於西南邊境。

1941年6月的紅軍正處於嚴重的混亂之中。作戰層次上的防禦能力，被戰略層次「深入打擊」（deep battles）攻勢主義削弱；紅軍並嘗試同時進行擴張、重組、與裝備更新，以改進1939年入侵波蘭戰役與1939、1940年對芬蘭戰爭中的低下表現。更糟的是，1937年開始的軍中大清算，造成訓練的中斷，與有經驗將領與參謀的斷層，無法執行任何一項改革；受到大清算的影響，紅軍指揮官不敢表現出任何獨立性。由於政治上的要求，任何一吋國土都不可以放棄，但同時又得避免刺激德軍，使邊境守軍進退維谷。1939年前蘇聯與波蘭舊國界上的防禦工事大多被棄置，而在新國界附近開始修築要塞化防區。即使投入了大量人力，在德軍入侵時，新的防線並未完工。大部分的前沿步兵師部署在離邊界80公里處，而國界則由內務人民委員部（NKVD）的部隊與少量步兵單位防守。

雖然紅軍的後勤補給混亂不堪，但至少他們是在自己的土地上作戰。即使在嚴酷的俄國冬天來臨前，紅軍士兵已展現出過人的耐力，能在遠低於西方士兵基本補給的水準下生存下來。當德軍更加深入俄境，同時需要處理數百萬的戰俘與平民時，紅軍的補給線卻縮短了。然而，德軍的快速推進，還是攻佔了許多位於西部國境的補給倉庫。更有甚者，蘇聯大多數的國防工業位於莫斯科以西的地區，必須趕在德軍之前，將1,500座工廠東遷至烏拉山地區。這個浩大的工程經常是在激烈戰鬥中進行的。雖然東遷計畫整體而言可算成功，但還是被迫放棄寶貴的礦產資源，戰時生產活動也受到重大干擾。

就組織架構而言，紅軍的編制反映了準則與領導上的重大缺陷。紅軍缺乏德軍裝甲兵團（或軍團）的大型單位，因此無法執行持久的深入作戰直趨敵後。開戰時紅軍最大的裝甲單位是機械化軍（1940年末才倉促建立），與德軍彈性編組的摩托化軍相比，顯得十分僵化。每個機械化軍包含2個戰車師與1個摩托化步兵師，戰車師的人員編制為10,940人，戰車375輛，但缺乏師級支援單位。加上了支援單位與摩托化步兵師的機械化軍，共計36,080人，戰車1,031輛。這些機械化軍的部署不夠集中，旗下各師之間常相距100公里之遠。部分機械化軍隸屬軍團司令部，擔任支援步兵局部反擊的任務；其他機械化軍則直屬方面軍，執行主要反攻任務，違背了國家防衛計畫中將裝甲兵力集中，以便執行戰略反攻任務的原則。 （相關報導： 曾泰元觀點：中國病毒？歷史錯誤不應再犯 ｜ 更多文章 ）

紅軍的步兵師在編制上與德軍相似。每個師由3個步兵團組成，每個團有3個步兵營；並配屬2個砲兵團，1個輕型戰車營，與支援單位，總計14,483人。2至3個步兵師組成1個步兵軍。1個野戰軍團包含3個步兵軍（各有3個師），1個機械化軍，數個砲兵團，與1個戰防旅。然而，紅軍軍團的戰力遠低於正式編制，大部分的師只有8,000到10,000人或更少。為了補救缺員問題，1941年5月底額外徵召了80萬後備兵力，多所軍校讓學生提早結業。德軍入侵時，這些士兵與幹部才剛編入各單位。大部分野戰軍團只有2個步兵軍，加上1個不完整的機械化軍，與很小的維修支援能力。相較之下，德軍在質與量上都佔有短期優勢，但若無法快速地一舉擊敗對手，則蘇聯將在長期對抗中勝出。過度自信的德軍忽略了在內地軍區與遠東地區，蘇聯還有大量的預備部隊；紅軍也正在換裝新一代的武器，包括喀秋沙（Katyusha）多管火箭發射器，新型的T-34中型戰車，與KV-1重型戰車。

紅軍的空軍（VVS）對德國空軍並未造成立即的威脅。雖然所擁有飛機數量世界第一，約19,533架，其中7,133架部署於西部各軍區；但與陸軍一樣，空軍的裝備大多已經落伍；大清算對飛機設計師與空軍指揮層造成重大打擊，葬送了早先蘇聯航空技術的領先地位。在某些方面勝過德國飛機的新機型，如MiG-3戰機、IL-2對地攻擊機（Sturmovik），才剛於1941年春服役，由於指揮官擔心意外發生而將換裝訓練減至最低，導致開戰時在空戰中落居下風。空軍預計在戰爭開始後，由新佔領區發動大規模空中攻勢；但是，前沿區域新建的機場只有少數可以使用，既有的舊機場也少有機棚與防空武器。指揮不統一的問題也很嚴重：部分空軍師支援特定的軍團或方面軍，部分直屬最高指揮部，還有部分專門擔任內地空防任務。在開戰時的大混亂中，指揮層級間的聯繫完全失效，很難在關鍵地區進行協同的空中支援。大部分紅軍飛機上缺少無線電裝備。大清算導致空軍高層缺少資深而有經驗的指揮官，因而無法對過時、僵化的戰術進行改革。

三、紅軍潰敗

德軍的入侵蘇聯行動，無疑可被視為史上最成功的奇襲之一。雖然蘇聯並非天真地認為一紙互不侵犯協議，真能保證戰爭不會發生，但這個協議確實讓紅軍在開戰時嚐盡苦頭。如前所述，因協議與隨之而來的國界變動，導致紅軍最高指揮部必須重新規劃防禦計畫與兵力部署。但這只是一部分原因。史達林對德軍攻勢重心的誤判，也常被用來解釋開戰時重大的損失。但若非其他因素發生同樣重要的影響，這個誤判對蘇聯這樣龐大的國家而言，導致像1941年這種軍事災難的可能性不大。對蘇聯而言，德軍的奇襲是由於紅軍陸、空軍同時處於制度轉型的過程，才產生如此巨大的震撼。德軍在平均實力與戰場經驗的高峰發動入侵，而紅軍在組織、領導統御、裝備、訓練、兵力部署、作戰計畫與準則各方面，都處於青黃不接的轉型期，這才導致兵敗如山倒的慘劇。

紅軍高層在最初幾天幾乎完全無法得到前線的戰情，因為德軍系統性地破壞了軍用通訊網路。在莫斯科的決策者無法想像前線的危殆情勢，還不斷要求已經不存在的單位去執行不可能的反擊任務。直到前線潰敗的事實被接受，莫斯科仍無法得到即時的戰報，只好持續派出聯絡軍官四處調查，來掌握德軍的位置。這正是奇襲的最大效果：指管系統的全面癱瘓。然而，蘇聯國土的巨大縱深，與交通運輸網路的落後，為守軍爭取了寶貴時間，而得以從癱瘓中恢復。但這是特殊條件，沒有幾個國家能倚仗於此。希望敵人自然而然地達到攻勢頂點，鳴金收兵，是不切實際的夢想。 （相關報導： 曾泰元觀點：中國病毒？歷史錯誤不應再犯 ｜ 更多文章 ）

從6月底到9月中，紅軍並沒有以逸待勞，而是不斷發動反擊。德國裝甲兵團的衝力，不全是被客觀物理定律削弱，更是被紅軍不計傷亡代價的抵抗持續磨損。同樣地，世界上也沒有幾個國家能這樣揮霍人力資源。從另一個角度分析，若是紅軍在守勢作戰上，汲取一戰時的教訓：部署足夠的步兵來建立縱深防禦；指揮官能自行決定防守的區域，並視戰場條件進行彈性防禦，德軍攻勢的頂點就會更快來到。但在實戰中，史達林往往堅持部隊死守據點，太晚批准後撤請求，結果經常是導致多個軍團一起被圍殲。

僅就紅軍在這3個多月發動的重要反擊來看，共同的缺點是分批投入兵力，違背了兵力集中原則。德軍攻勢的強項為裝甲部隊的機動性，對抗機動性高的敵人，唯有以更具彈性的防禦才能化解：及時撤出次要據點的兵力，集中於有自然屏障可依恃的戰略防線，再伺機發動逆襲。這是作戰層次上必須交給戰場指揮官裁奪的決定。羅柯索夫斯基（K. Rokossovsky）以其弱小兵力取得的出色戰果，就是最佳戰例。史達林從遙遠的莫斯科進行作戰指導，限定僵化的攻擊發起時間與目標，確實必須為紅軍重大的傷亡負起最大責任。

從戰略層次而言，戰前將防守重心放在普里彼特沼澤以南，產生了意想不到的後果。由於倫德斯特的南方集團軍遭遇強大抵抗而進展緩慢，使德軍高層開始擔心直接進軍莫斯科可能遭遇來自南面側翼的威脅。隨後在斯摩稜斯克（Smolensk）附近紅軍頑強的抵抗，終於使希特勒在7月下旬以第三十三號元首訓令與補充命令提出戰略修正，暫緩向莫斯科推進。希特勒的決定顯示，由於莫斯科軸線上的阻力大增，因此德軍得將攻勢重心轉向北面的列寧格勒，與南面的基輔與烏克蘭。德軍將領的回憶錄中，普遍批評這個長達兩個月的重心轉向，是巴巴羅沙作戰失敗的主因。雖然這個決定正確與否仍待商榷，但紅軍得到寶貴時間來加強莫斯科防禦，最終得以挫敗德軍企圖，的確是斯摩稜斯克一役的犧牲所帶來的成果。 （相關報導： 曾泰元觀點：中國病毒？歷史錯誤不應再犯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加拿大魁北克大學蒙特婁分校政治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