較早的研究報告指出，即使是在美國和瑞典，真正的社會地位持續率大約為0.75，這讓許多評論家大感驚駭。的確，即使是更早的報告主張持續率是0.5，許多人已經認為美國社會充滿不公平。
因此著名的經濟學家赫克曼（James Heckman）在近日以「促進社會流動性」為題的文章中說：「在我們慶賀機會公平的同時，卻生活在一個出生即是命運的社會⋯這種出生對生活機會的強大影響，對生於劣勢者極為不利，對美國社會也不利。我們正損失龐大數量公民的潛在貢獻。這種情況應該可以改善，透過明智的社會政策，我們可以解決有技術者與無技術者兩極化的問題。」
這種普遍的憂慮有多重來源。第一，獨立宣言中「人人生而平等」所描繪的美國夢，被認為只有在社會流動率高的情況下才能實現。美國也許是一個殘酷的社會，處於底層邊緣的人僅有極少的安全網，但對許多人來說，快速的社會流動證明了美國人生活在一個機會平等的國家，不管出生的情況如何。它證明不管出生的情況多麼惡劣—以及政治組織對窮人的苦難多麼無動於衷—才能、勤奮工作和創業精神將獲得報償。它也證明上層階級無能或懶惰的孩子，無法只靠繼承的財富和社會關係來確保他們生活中的地位。
從物質財富、健康和個人安全的條件看，美國社會底層階級的環境可能很慘澹，但如果是在快速流動性下，就沒有人注定永遠生活在惡劣的煉獄中。不過，姓氏—流動性估計似乎暗示，美國的立國文獻應該這麼寫：「人人生而平等，但有些人比其他人更平等。」
令人不安的第二個來源是，我們能夠在任何個人出生時就相當準確地預測他概略的社會前途。這種預測的能力似乎否定了人的能力和自由意志。出生時就能預知其前途，暗示了我們對有些人可以在五歲就告訴他：「別浪費精力在教育上，因為我們確信你這一輩子會生活在較低層的社會邊緣。」
第三個惶惑的來源是，潛力浪費的想法。一般的假設是，如果社會流動率低，有些人如果出生在不同的家庭會有大不相同的人生結果。這是赫克曼在上述引文中的主要論點。即使是在現代美國或瑞典，有潛力對社會作出重大貢獻的人，也往往困在遠低於他們能力的非技術工作。
第四個憂慮是，長達一世紀的再分配、公共教育和社會政策似乎借助於改善社會流動率。現代瑞典的社會流動率並不比美國高，甚至不比工業化前的英格蘭高。
對第一個關切的回答是，缺少快速的社會流動性，意味我們沒有證據說美國是一個英才治理的國家。但低流動性本身也無法證明相反的情況—即美國充滿任用親信和特權。下面我們將討論到一個完全英才治理的社會很可能也是一個低社會流動率的社會。低流動性本身並不代表僵化的階層社會。
第二個擔心人的努力無法改變前途的關切，是受到誤導的想法。即使代際相關性高達0.75，整體社會地位的結果仍有超過五分之二的變數無法預測。的確，對位於底層的人來說，在一個世代內攀至頂層的機率微乎其微。但人仍然有很大空間可以改善社會地位，達到比他們父母更好的境地。而且底層階級者的前景雖然暗淡，但對其前景的整體預測確實是會比他們的父母輩更好。
關切人的努力是受誤導的第二個理由是，雖然我們可能相當程度預測你人生的成功，但你的任成功仍然必須藉由奮鬥、努力和創造來獲得。我們只能預測，你可能是會努力、並承受過程中的挫敗、最後達成社會和經濟成功的類型。即使成功來自遺傳，預測社會成功並不像預測身高。在高所得社會，個人幾乎無法改變他們先天由遺傳決定的最終身高，但個人的社會和經濟結果取決於努力。
對第三個關切浪費潛力的回答較複雜。第6 章和第7 章提出的單純社會流動性，假設流動性是由根本能力的高度傳承所推動。如果現有的社會流動率暗示社會潛力喪失，那麼一定可能藉由金錢或其他資源轉移給家人來改善根本能力。相反的，如果有不可能透過干預來大幅改善下世代的結果，那麼就沒有潛力被浪費，而社會流動率就很理想。在所有可能的世界中最好的這個世界，一切都是為最好而安排。
墨瑞（Charles Murray）在近來的著作《分崩離拆：美國白人處境1961-2010 年》（Coming Apart: The State of White America, 1960-2010）中，記述了美國白人下層階層的行為在許多方面不同於白人上層階級。
對婚姻的滿意度較低、離婚更常見，較多兒童與雙親之一居住、較少與親生的雙親居住。男性和女性都較少工作。犯罪行為—包括暴力和盜竊—較常見。上教堂的比率較低。較少參與投票。對其他人是否公平和誠實的信任感較低。墨瑞傳達的訊息很單純，只要白人下層階級的行為和價值不同於白人上層階級，他們的社會結果就會大不相同。
墨瑞訊息另一個重要的部分是，在1960-2010 年期間，白人上層階級和下層階級行為的分歧持續擴大，增加了現代美國的所得不平等，強化了優勢和劣勢群體的地位壁壘。然而本書前述的美國社會流動性分析，並未發現社會流動率在晚近幾十年有下滑的跡象。
像赫克曼和墨瑞這些思想家所主張的社會政策、或加強教育美國建國先輩的清教徒倫理，可以大幅改善低地位家庭的結果，進而提高社會流動率，但是這些主張有沒有獲得證據支持？測試這類主張的方法之一是，檢驗被收養者的結果。如果地位結果主要取決於社會，那麼被收養者與養父母的相似性將和子女與親生父母一樣，而且他們也會與沒有基因關係的兄弟姊妹很相似。
然而，收養結果的研究強烈暗示，被收養者結果的大多數變異來自他們的親生父母或機運，而非來自他們養父母。生物學可能無法解釋一切，但能解釋大部分。不過，收養研究確實不排除社會干預可能改變來自最劣勢背景孩子的結果。
例如，智力遺傳的研究發現，養父母對幼齡孩子的結果影響很大，但較接近成人的孩子智力也比較類似他們的親生父母。因此一項在科羅拉多州進行的長期研究，比較被收養小孩與控制組的非收養家庭孩子，發現在16 歲時被收養的小孩與養父母智商的相關性幾乎是零，低於控制組平均的0.3。
不過，收養研究的限制之一是，養父母中的變異並不包括「劣勢環境的極端因素、忽視和虐待」。 養父母必須經過收養機構篩選，而親生父母不必面對這個程序。因此當我們比較這些研究的先天和後天影響時，實際上已排除後天會發生的一些變異。但科羅拉多收養計畫一系列論文的作者指出，收養家庭「相當合理地代表了中段90% 的人口」。
研究被收養的孩子長大成人後的生活較少見。它們支持先天凌駕後天的看法，但認為後天也有一些影響。這些收養研究顯示，即使我們可以讓美國小孩的家庭環境都相同，也只能小幅降低社會結果的代際相關性。此外，我們並不清楚公共政策可以為了影響孩子的社會結果，在改變家庭環境做到多少。公共政策可以改變家庭可賺取的所得數量，甚至改變父母獲得的教育量，但家庭所得和父母教育在孩子的結果所扮演的因果角色，本身就很不確定。父母行為的其他因素無法藉由公共政策來彌補，這可能是關鍵所在。而父母的其他行為很可能與父母的遺傳有關。要透過政府的措施來降低遺傳決定社會結果的影響，也許是不可能的事。
如果社會地位大體上是透過遺傳基因或家庭文化來傳遞，那麼突發的財富應該對跨越多世代的社會地位只有較小的影響，比不上藉由天生的較高社會能力所獲得的財富。不過，我們很難找到與突發者的特性不相關的隨機財富突發例子，可以讓我們觀察對下一代的影響。芝加哥大學的布利克萊（Hoyt Bleakley）和西北大學的佛瑞（Joe Ferrie）在一項有趣且精心設計的研究中，記錄了這種隨機的財富突發及其世代性的影響。美國東部在1830 年通過印地安人移居法（Indian Removal Act）後，切羅基族（Cherokee）的移居打開了喬治亞州西北部大片土地供分配。喬治亞州在1832 年擬訂一套抽籤辦法，用來分發切羅基郡的18,000 塊各160 英畝的土地。
喬治亞州至少居住三年的成人都有資格抽取一張彩券。贏家只有成人男性人口的不到五分之一，分配的每塊土地平均價值相當於1850 年喬治亞州的中位數財富。此外，土地可以立即出售：贏家不需要自己持有財產或管理產業。因此抽到彩券等於對喬治亞州成年男性隨機挑選的一大筆現金轉移（相當於今日接近15 萬美元）。
透過1850 年和1880 年美國人口普查追蹤贏家和他們的子女，布利克萊和佛瑞凸顯出：第一，在1850 年時，贏家確實平均比輸家富有。分配的土地在當時平均價值為900 美元，而贏家的平均財富平均比輸家多出700 美元。因此贏家至少在頭幾年還有守住贏得的大部分利益。
不過，當我們檢視贏家的子女在1870 年和1880 年的情況時，我們發現他們父親輩的好運並沒有大幅改變他們生活機會的跡象。
他們的識字率並未比輸家的子女高，他們的職業地位也未明顯提升。他們自己的子女（1832 年贏家的孫子輩）在1880 年時也同樣識字率未提高。更糟的是，他們進入學校的比率遠低於輸家的孫子輩。
抽籤贏家和輸家子女的相對財富較難精確估計；子女財富只在1870 年有資料可得。贏家子女的財富在統計中並未明顯提高，但變異如此大，使我們無法排除抽籤的財富所得確實轉移給子女的可能性。我們觀察到的是重大的財富突發本身，對改變19 世紀喬治亞州家庭的社會地位影響很小。
喬治亞州抽籤的一個諷刺對照是，近來印地安人從博弈獲利得到的意外之財。近日針對北卡羅來納州農村兒童心智健康的調查，在設計時提高了對切羅基族東邦部兒童的取樣。從1998 年起，研究中的切羅基族兒童父母每年接受一筆賭場獲利的分配金額。這些家庭的親人平均年所得通常不到3 萬美元，每年收到的賭場獲利支付為4,000-8,000 美元，是一筆大數目，且預期會持續不斷。由於家庭並未因為這些支付而減少勞動力參與，所以生活條件便明顯改善。的確，他們預期的終身利得在規模上與喬治亞州土地抽籤贏家的利得不相上下。
研究中經歷這些家庭所得增加的兒童，年齡最小的從14 歲起他們結果的資訊年齡最高到21 歲。等到他們18 歲從高中畢業時，自己就有資格領每年4,000 美元賭場收益。這些支付對這些切羅基小孩有什麼影響？
研究的結論是，對那些非生活在貧窮的人來說，到21 歲時的影響有限，可測量的教育結果沒有任何改變，包括高中畢業率—雖然孩子只要完成高中教育後就可立即領現金，且可持續領三年。
受益者較不會犯小罪（但不包括犯重罪）或出售毒品。對生活在貧窮人來說，收入的挹注較可能讓年紀最小的群組從高中畢業，而且到21 歲時完成一到兩年額外的教育。和來自較富裕家庭的孩子一樣，他們較少從事小犯罪和出售毒品。
就某一方面來說，根據作者的描述，這些結果證實了外來的重大所得變化帶來的「大影響」。但在其他方面，它們顯示財富對結果的影響有限。貧窮線以上家庭的孩子—占美國孩子的78%—似乎從家庭外來的鉅額金錢挹注、或完成高中教育的現金誘因受益有限。而雖然對貧窮的孩子來說，家庭所得增加，和完成高中教育的額外現金獎勵確實導致更多教育，但我們無法確定對孩子日後的生活條件會有助益。在21 歲時觀察的結果仍屬於人生周期較早的時期。
不過，至少有一項研究發現，所得劇變對孩子的結果有較顯著的影響。歐瑞波洛斯（Phil Orepoulos）和我的同僚佩吉（MariannePage）及史蒂文斯（Ann Stevens），探究加拿大一家公司倒閉後，失業父親之子女的所得影響。這種失業對員工未來所得產生永久性的影響，可視為影響個別員工所得的不利隨機劇變（radomshock）。研究挑選的每一名男性員工，都有一個公司倒閉時年齡介於12 到14 歲的兒子。
研究發現，公司關門六年後，這些家庭的所得仍然比倒閉前平均低9%。因此這些兒子在年輕時經歷一段比控制組所得低的時期。
到28 歲時，受倒閉影響的兒子所得，比控制組家庭的兒子低8%。所得劇變的影響跨越世代，其代際相關性接近1。這是一個很令人困惑的結果。與父母教育、個性、動機和能力差異有關的所得差異，應該與這些兒子只有很弱的傳承關係。父親因為這些原因而增加所得一倍，與孩子所得增加不到一半有關聯。
但公司關閉的隨機劇變造成的所得改變，只會透過有限的管道（例如教育資金減少）影響孩子，然而卻幾乎完全被兒子傳承。這並非證明所得改變對孩子前途造成了獨立的影響力：這其中必然有某些所得以外的機制在運作，才導致如此顯著的影響。
本書一再談到社會流動性很低，地位透過家庭而強力繼承，而且很少證據顯示我們有能力利用可行的社會計畫來提升流動性。面對這樣的現實，社會應該把重點放在降低繼承的能力，以及家庭倫理和期待社會對有不同能力者的獎賞。如果這麼多社會結果是在出生時就決定了，那麼我們可以訴求於人的正義感，要求更多重分配。
例如，有許多人支持必須轉移資源，以確保出生有身體障礙者不致因此而貧窮。如果社會成功與失敗在出生時就注定，那麼，理所當然的，為什麼不提供更多支援給在隨機抽籤中運氣不佳的家庭？
如果我們不能改變家庭社經地位可繼承的優勢和劣勢，我們至少應減輕這些差異的影響。因為雖然沒有證據顯示我們可以改變社會流動性，卻有許多證據顯示社會可以降低所得、財富、健康和相對社會地位的不平等。如果低社會流動率真的是自然的定律，正如無可爭辯的重力常數，那麼我們應該節省時間在操心它們，該操心的是決定社經結果不平等程度的體制。
當然，部分所得與財富的不平等，是社會體制無法掌控的社會力所造成，但稅制可以減輕這些市場力量對報酬分配的作用，而且社會可以控制它們在各種社會體制所製造不平等的程度。
部分社會使用公共干預來做某種程度的補償，以減輕貧窮家庭繼承的劣勢。例如，瑞典為貧民家庭採取廣泛且有效的教育與健康干預，超過美國的作為。兩個社會都呈現教育年數與預期壽命的相關性，只是程度不同。在2010 年的瑞典，高中畢業生和部分接受大專教育者，在30 歲時的預期壽命差異不到三年。 然而在2008年的美國，若只看白人，這個差距在25 歲時為七年。23 兩國的差異反映出許多人的看法，即瑞典透過全民醫療照顧和其他社會福利，縮小了富人與窮人的生活條件差距。
這類讓生活機會平等化的干預，當然需要透過稅制籌措資源。例如，北歐國家薪資的平均稅負遠高於較自由放任的盎格魯撒克遜經濟模式國家。據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ECD）的報告，丹麥2012年包含各類稅捐的平均稅負為39，瑞典則為43，相較於美國的30%，和英國的32%。
我們也從前面章節看到北歐國家較為平等，雖然我們仍不清楚這有多少歸功於勞動供給的差異、或體制性的選擇。不過，工會化在北歐國家較為普及。據OECD 報告，瑞典員工2010 年的工會化比率為68%，丹麥則為69%，相較於英國只有26%，美國則只有11%。雖然丹麥或瑞典都沒有正式的最低工資，工會合約通常為各自的經濟領域制訂相當高的最低工資。
大多數視自由市場為經濟調節器的經濟學家，擔心這種工會和稅務干預會因為製造工作的反誘因、限制生產的經濟安排而導致生產損失。美國在2010 年的人均產值為4.2 萬美元（以2005 年的幣值計算），確實高於瑞典（3.5 萬美元）和丹麥（3.6 萬美元）。不過，市場較自由的英國人均產值只有3.2 萬美元，因此沒有證據顯示遠為平等化的北歐社會體制對生產造成顯著的影響。26 美國的成人工作時數較長，所以如果以工作小時衡量產值，美國和北歐國家的差距會更小。
社會做其他體制性的選擇來擴大或縮小地位不平等。以攸關許多下一代職涯與地位的大學教育為例，包括美國、英國、中國和日本等社會，對想進入教育機構的學生都進行極端的揀選。最具聲望的大學—哈佛、普林斯頓、牛津、劍橋、北京、清華、東京等—大體上會根據各個社會認定的優點來挑選學生。他們招募的學生來自能力分布的最頂層—而且正如我們前面談到，集中在淵源流長的菁英家庭。在美國這類大學還可能採取「傳承」入學政策，優待父母也就讀相同大學的學生。
在美國，這些菁英大學的優勢因為來自校友和其他人的私人捐獻而強化。在一種不正常形式的慈善捐獻中，已擁有優勢者得到的更多、劣勢者則無緣受惠。 牛津和劍橋近幾年來很努力倣傚美國這種爭取富人捐獻的籌資策略。沒有證據顯示這種極端的能力揀選對大學體制的運作有建設性。在其他高度成功的社會裡，例如荷蘭或德國，大學對大學部學生的組成寬鬆很多。因此在德國排前十名或二十名的大學，學生的地位或品質差別並不大。著名的學校如海德堡大學（Heidelberg），並沒有對大學生入學特別揀選。在海德堡較冷門的大學部主修課程如古典或古代歷史，仍然開放給所有符合大學資格者，即高中畢業者修習。其他研究課程如醫學或法律，在入學時有嚴格的挑選程序，但這在許多別的德國大學也一樣。荷蘭在更前進的平等主義嘗試下，自1972 年以來醫學院名額不再只純粹由才能決定，例如高中成績，而是透過一種加權抽籤方法，開放給所有符合最低資格標準的學生。
在美國的社會模式下，極端的地位與結果的差異被容許、甚至被鼓勵存在，根據的是認為這可以培養和增進社會流動性。我們已在所有社會群體互相通婚的社會看到，社會流動性最終會使所有社會群體和所有家庭的預期結果趨於相等，但這種流動的速度極為緩慢。因此北歐的模式使用社會體制來降低地位的差異，使菁英和下層階級的結果看起來較理想。
※ 編按：著名經濟歷史學家葛瑞里．克拉克採用了一套全新的分析技術，他追蹤檢驗許多世代的多樣化家族姓氏，時間貫穿800年，結果發現世界階級的流動性遠遠比過去認為的低。正當法國經濟學家皮凱提（Thomas Piketty）的《21世紀資本論》（Capital in the 21st Century）引發人們質疑資本主義在創造財富與分配的功能時，克拉克也引發了資本主義影響社會流動性的疑問。本書由時報出版，風傳媒與時報出版合作先行刊出精華書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