較早的研究報告指出，即使是在美國和瑞典，真正的社會地位持續率大約為0.75，這讓許多評論家大感驚駭。的確，即使是更早的報告主張持續率是0.5，許多人已經認為美國社會充滿不公平。
出生即是命運的社會？
因此著名的經濟學家赫克曼（James Heckman）在近日以「促進社會流動性」為題的文章中說：「在我們慶賀機會公平的同時，卻生活在一個出生即是命運的社會⋯這種出生對生活機會的強大影響，對生於劣勢者極為不利，對美國社會也不利。我們正損失龐大數量公民的潛在貢獻。這種情況應該可以改善，透過明智的社會政策，我們可以解決有技術者與無技術者兩極化的問題。」
這種普遍的憂慮有多重來源。第一，獨立宣言中「人人生而平等」所描繪的美國夢，被認為只有在社會流動率高的情況下才能實現。美國也許是一個殘酷的社會，處於底層邊緣的人僅有極少的安全網，但對許多人來說，快速的社會流動證明了美國人生活在一個機會平等的國家，不管出生的情況如何。它證明不管出生的情況多麼惡劣—以及政治組織對窮人的苦難多麼無動於衷—才能、勤奮工作和創業精神將獲得報償。它也證明上層階級無能或懶惰的孩子，無法只靠繼承的財富和社會關係來確保他們生活中的地位。
從物質財富、健康和個人安全的條件看，美國社會底層階級的環境可能很慘澹，但如果是在快速流動性下，就沒有人注定永遠生活在惡劣的煉獄中。不過，姓氏—流動性估計似乎暗示，美國的立國文獻應該這麼寫：「人人生而平等，但有些人比其他人更平等。」
令人不安的第二個來源是，我們能夠在任何個人出生時就相當準確地預測他概略的社會前途。這種預測的能力似乎否定了人的能力和自由意志。出生時就能預知其前途，暗示了我們對有些人可以在五歲就告訴他：「別浪費精力在教育上，因為我們確信你這一輩子會生活在較低層的社會邊緣。」
第三個惶惑的來源是，潛力浪費的想法。一般的假設是，如果社會流動率低，有些人如果出生在不同的家庭會有大不相同的人生結果。這是赫克曼在上述引文中的主要論點。即使是在現代美國或瑞典，有潛力對社會作出重大貢獻的人，也往往困在遠低於他們能力的非技術工作。
第四個憂慮是，長達一世紀的再分配、公共教育和社會政策似乎借助於改善社會流動率。現代瑞典的社會流動率並不比美國高，甚至不比工業化前的英格蘭高。
對第一個關切的回答是，缺少快速的社會流動性，意味我們沒有證據說美國是一個英才治理的國家。但低流動性本身也無法證明相反的情況—即美國充滿任用親信和特權。下面我們將討論到一個完全英才治理的社會很可能也是一個低社會流動率的社會。低流動性本身並不代表僵化的階層社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