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似乎每個不同社會制度的流動率都相同？我推測這是因為地位傳承的形式與基因特性的遺傳相同。這不是說社會地位取決於基因，而是不管背後推動的力量是什麼，在此處進行的測試中與基本遺傳沒有二致。地位可能是、也可能不是基因遺傳的，但就實務上說，先天勝過後天。
社會地位傳承驅動機制的討論向來很少，經濟學中的基本方法是假設社會地位是透過三種管道傳遞：父母根本能力的基因傳遞；家庭文化特性的傳承；以及父母投資時間和資源在子女教養上（以經濟學的術語來說，投資在「人力資本」上〔human capital〕）。
經濟學家假設因為能力較高的父母有較高的所得，他們可以透過教育為子女創造更多人力資本，取得更高的地位持續性，比光靠生物和文化關係更為保險。
父母世代的家庭所得與下一代所得間，有一種獨立的因果關係。這種傳承的模式暗示了從各世代觀察得到的所得、財富和教育的相關性，大於根本能力相關性所預測之結果。這是因為教育和教養投資與根本能力有相關性。
經濟學家的觀念似乎是直覺的想法，和許多其他人一樣。先天能力的差異因個別家庭的所得和資源差異而擴大。
這種流動性機制觀念也暗示自由市場經濟中，結果的代際相關性比社會認為的高。天生能力相同的孩子無法獲得平等的人生機會。那些來自較高所得家庭的人結果較好。由天生能力略低的父母所生的小孩，長大後會貧窮得多，因為他們從父母獲得較少的資源。
假設高所得家庭在教育和培植的投資有用，國家應介入干預，對貧窮家庭補貼這類投資，提升機會的平等。
這個提議的機制進一步的意義是，一個家庭的意外獲利將提高下一代的社會地位。相反的，意外的損失會抑制下一代的地位。此外，政府提供的教育投資愈廣，社會流動性將更高。
不過，假設即使這個世代所得的一半變異是直接由父母世代所得的變異、以及這些家庭所得變異對訓練和教育投資的影響所造成；換句話說，假設父母所得和子女能力在決定結果上一樣重要。那些條件決定了研究人員現在發現的跨世代地位測量相關性。所得等測量中的相關性經歷多世代應該會很快下降。要同時得到緩慢的長期流動性和快速的短期流動性，絕大多數結果必須歸因於根本能力。所得在製造結果上只扮演很微小的直接角色，如此才能解釋我們觀察到的緩慢長期流動性。
如果家庭的特性可以解釋觀察到的跨越達十個世代的地位傳承，它們勢必在代際之間有遠為持續的關係。持續的成分不可能是獲利、所得或財富，因為這些已經證明在個別家庭的世代間流動性極高。這不是暗示在子女身上的投資對下一代的結果沒有影響，而是影響很有限。
資源在父母與子女間轉移只能略微影響地位傳承，這個主張有許多方法可以測試。第一個方法是檢驗各個社會的父母投資子女影響結果的變異。當國家提供廣泛的教育給所有孩童時，父母的投資影響就變小，社會流動率應該會變高。
這個理論的另一層意義是，在其他條件不變下，有眾多小孩的菁英家庭應該會以更快速度迴歸至均數。由於家庭的資源有限，子女人數愈多的父母提供給每個孩子的資源勢必較少。同樣的，較少子女的低地位家庭，應該更快往上迴歸至均數。
本章從兩個測試來考量父母資源只能影響一小部分的地位傳承。其他測試將在第十五章討論。這些測試包括生物學以及養育在決定領養子女結果的相對角色，以及意外之財—靠運氣獲得的財
父母能為子女培養多少人力資本在每個社會應該不同。在一些社會裡，富裕的父母可以在提升子女的相對教育、所得和社會地位上，做得比其他社會多。在這種投資報酬率高的地方，富裕的父母會投資更多資源在子女上，地位的持續率將較高。如果社會環境限制這類家庭投資的利益，父母與子女的這類關係應該會較弱，地位只透過生物學和文化的管道傳遞。因此在大體上沒有公共教育的工業化前的時代，我們會預期父母的投資如果較大，相對的持續性也較高。
在瑞典和英格蘭等現代社會，許多人力資源由公共資助。初級、中級甚至大學教育都免費提供，往往大學生的生活費都包含在內。
特別是瑞典提供大量的國家教育支援。從六歲到大學教育的學費全免，學校免費供應年齡較小孩子用餐。接受大專教育的學生都可享受學生援助，包括援款和貸款，以資助長達五年的學習。瑞典國家高等教育署（Swedish National Agency for Higher Education）的說明是：「瑞典學生融資制度的設計是為了讓所有人都能從高等教育獲益得，不管社經背景如何⋯⋯由於瑞典的高等教育機構免收學費⋯⋯學生融資的目的在於支應生活開支和教材的成本。所有年齡54 歲以下的人都有權申請學生融資最長240 週。」學生融資包括援款和貸款。
16-20 歲讀高中的學生，就符合申請學生生活支出援助的資格。至於較小的孩童，市政府負責以便宜的費用提供學前教育場所，包括提供餐食。在2009 年，瑞典的學前學費支出最高為每月200 美元，對大多數父母來說是很低廉。
在像這樣的社會中，父母支出對子女的人力資本能有什麼貢獻？部分父母選擇讓子女讀很注重課業成績的私立學校，例如國際英語學校（Internationella Engelska Skolan，IES）。但絕大多數這些私立學校在1992 年後才設立，政府開始支付與公立學校同樣的學費補貼給私立學校，條件是這些學校必須免學費讓學生入學，而且是根據先來先享受的原則。它們因此也被稱為「免費學校」，就讀的學生佔所有學生的十分之一。
那麼，一個很富裕的家庭，如何提供貧窮家庭無法提供的人力資本給子女？部分家庭可能僱用私人教師以補充公立學校教育的不足，但如果孩童就讀管理良好的學校，花在這上面的錢效用就很小。
因此，如果父母的人力資本投資是地位持續性的重要因素，瑞典就應該是持續率最低、或社會流動率最高的社會。
英格蘭對教育的公共支持不如瑞典，因此私人投資在增進子女的人力資本應該有較高的報酬率。從3 歲到18 歲就讀公立學校免學費。從1962 年到1998 年，大學教育也免學費，低所得學生可以申請獎助金以彌補生活支出。從1998 年起，學生開始支付高等教育學費（近來許多大學把學費提高到每年9,000 英鎊，相當於1.4萬美元），但他們可以貸款資助這些費用。學生也可以獲得獎助金和貸款來支應生活支出。
父母花錢供子女上私立學校在英格蘭比瑞典普遍：7% 的小學和中學生就讀這類學校，年齡16 歲以上學生的比
這類私立學校一般來說課業成績遠高於公立學校，它們的畢業生進入牛津和劍橋的可能性，是公立學校畢業生的三倍。所以英格蘭的父母把資源轉移到改善子女的人力資本，應該比瑞典的父母容易。但許多這類私立學校也提供眾多的獎學金，給通過它們入學考試的貧窮學生，所以這類投資的效益同樣也有限。
可以確定的是，從人力資本投資報酬率來看，今日的英格蘭呈現的地位持續性，應該遠比1870 年前的英格蘭低。在較早期的英格蘭，上學完全是私人事務，由父母支付求學費用或仰賴慈善學校。
比起英格蘭和瑞典，美國有更多孩童就讀私人出資成立的小學、中學和大學教育機構。從幼稚園到12 年級，有15% 的孩童在收費的私立學校就讀。在美國東北部等地區，這類學校可能很昂貴，只是白天上課的學校每年收費高達4.5 萬美元。因此，一個孩子從小學到中學教育的支出可能輕易超過60 萬美元。
在高等教育方面，美國同樣有較大的私人部門，有27% 的學生就讀於私人學校。大多數人州立大學也收學費。扣除掉優待和獎助金，1,900 萬名大學生2009 年共支付530 億美元學費，除此之外，他們在求學的同時還必須負擔生活成本。在美國，能否上較好的大學取決於父母財務資源的程度，大於在瑞典和英格蘭。因此，在美國社會父母資源應該能發揮較大影響力，因而應是一個地位持續性較高的社會。
在現代瑞典、工業化前的瑞典、中世紀英格蘭、現代英格蘭以及美國，都呈現出類似的緩慢社會流動率的證據，因此與人力資本所解釋的代際流動性不一致。反而看起來似乎家庭的社會地位傳承與父母的資源無關。這提高了先天因素、而非後天教養，是跨越世代傳遞社會地位主要路徑的可能性。卡普蘭（Bryan Caplan）可能說對了，他說：「雖然健康、聰明、快樂、成功、正直的父母傾向於有同樣優秀的子女，其原因主要是先天、而非後天的。」
人力資本理論明確的預測之一是，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父母的子女愈多，子女的結果就愈差。子女愈多，能用來提升每個子女人力資本的家庭資源就愈少。不過，長期來看，生育率與社會地位的相關性呈現很大的差異。有時候兩者高度相關，但有時候呈現相關程度極低。
目前，在像英格蘭、瑞典和美國這些高所得社會，這種相關性都相當弱，高地位的父母生育的子女和低地位一樣多，或只略少些。
但在其他歷史時期，社會地位與生育率有很強的負關聯性，例如英格蘭在1890 年到1960 年期間結婚的父母，高地位家庭的生育率遠低於低地位家庭。對照之下，在工業化前的世界，生育率通常與地位有很強的正關聯。在1780 年以前的英格蘭，這種影響強到最富裕的父母生育的子女數是平均家庭的兩倍。在這兩段時期的中間即1780 年到1880 年間結婚的父母，生育率與社會地位沒有關聯性。9
1780 年以前的英國，高地位者的婚姻平均有六次生產，其中有四個子女存活到成年。在較早的時期，最富裕的男性死亡時留下的子女超過四人；遺囑認證中最窮者（因為只有較富者有遺產可供認證，所以他們位居整體地位分布的中間）留下的子女只有前者一半。但對較晚期結婚的男性來說生育率與財富沒有相關性。
查爾斯．達爾文（Charles Darwin）的世系，是工業化前英格蘭中等和上層階級家庭有多少人口的最佳例證。他傳承一個成功而富裕的家族世系，曾祖父羅勃特．達爾文（Robert Darwin，1682-1754年）生育七個子女，全都長大成人。他的祖父伊拉斯穆斯（Erasmus，1731-1802 年）生育15 個子女（由兩位妻子和兩位情婦所生），其中12 個存活到成人。他父親羅勃特．渥林（Robert Waring，1766-1848 年）生育六個子女，全都長大成人。
在所有孩子都必須私人提供教育、必須為女兒準備嫁妝，和過世時遺產必須分給子女的社會環境中，人力資源理論勢必預測，在那些年代英格蘭社會菁英未加節制的繁殖，將導致快速的向下社會流動。工業化前社會的較低階層平均每個家庭只生育略多於兩個存活的子女，這些家庭將可集中資源在照顧和教育後代，並看著他們快速爬上社會階梯。
對照之下，到了1880 年的英格蘭，上層階級男性生育的子女數，似乎遠比中等或更低階層的男性少。從1880 年到1940 年，英格蘭最富裕的家庭子女數似乎漸漸凋零。根據第五章的罕見姓氏樣本，上層階級男性平均生育存活至成年的子女不到兩人。不過，在中等和底層社會男性平均生育2.5 至3 名存活到成年的子女，扭轉了1780 年前觀察到的模式。
從1800 年到1959 年，較富裕家族的生育率持續低於較貧窮家族。這種生育率與地位關係的大改變也可用達爾文家族來當例證。
查爾斯．達爾文1838 年結婚，有十名子女，但只有七名長大至成人。這七名子女只生育出九名孫兒女，平均每名子女生育1.3人（這數字在那個年代偏低，但個人的生育率有很大的隨機性）。九名孫兒女只生育出20 名曾孫，即每名孫兒女生育2.2 名曾孫。這個數字仍低於同一時期的平均生育率。平均在1918 年出生的曾孫輩，生育出29 名玄孫，每名曾孫生育了1.4 名玄孫。因此到了最後生於約1918 年的世代，這個仍然相當菁英的家族平均的規模，已下降至遠低於更替生育率。以遺傳的觀點，達爾文族系未能維繫其繁衍。
有趣的是，就社會流動率的觀點看，查爾斯．達爾文的27 名玄孫（平均比查爾斯晚生近150 年）社會地位仍出人意料的相當高。
其中有11 名高到足以登上維基百科（Wikipedia）或同樣知名的媒體，如《泰晤士報》訃聞版。他們包括六位大學教授、一位畫家、三位醫師、一位著名的自然資源保護主義者，和一位電影導演（現在也是一位有機農人）。
但我們看不出英格蘭的社會流動率隨著上層階級生育較少子女而降低。相反的，一如第五章顯示的，教育和財富的地位代際相關性仍維持不變。就其意義看，人力資本對社會流動性的影響一定很有限。家族地位的傳承主要透過基因或文化的傳遞，或兩者兼有。
如果先天在地位的傳承影響超過後天，那麼基因相對於文化對地位傳承影響又如何？此處提出的證據無法回答這個問題。我們最多能做到的是，提議一些測試以排除基因遺傳是高地位代際相關性的主要原因。這類測試很多，我們將在此處和後續的章節加以討論。
第一，我們可以問，社會流動是否類似我們已知大體上是基因推動的程序，例如富裕社會裡身高的代際遺傳。也就是說，不管家庭在地位分布的位置如何，社會地位是否顯示出不變的迴歸至均數速度？或者在地位分布的一端或另一端的社會流動性較高？
若要說明身高等特徵的生物學遺傳的性質（身高是許多不同的基因共同作用的結果），我們可以考慮高爾頓（Francis Galton）著名的父母與女子身高相關性研究的資料。這個1885 年在英格蘭皇室學院（Royal Society）發表的研究，提出了迴歸至均數的概念。
在所有各組的父母身高分布中，觀察都落在擬合的直線附近。一個持續率就可預測接近平均身高者、以及最矮和最高者的代際身高流動性。
對照之下， 看看財富的跨世代傳遞。波塞亞普（Simon Boserup）、柯普祖克（Wojceich Kopczuk） 和克瑞納（Claus Kreiner），從丹麥的稅務記錄蒐集到一套有用的資料，讓他們得以比較1,155,564 名子女與父母的財富。丹麥政府顯然對人民的財富保持著老大哥式的關注。這套資料唯一的缺點是，由於父母的財富來自1997-1999 年間，而子女財富來自2009-2011 年間，所以子女財富觀察的人生周期比父母的早。但作者在比較時對財富的年齡組合做了控制。
丹麥財富資料的龐大數量意味作者可以把父母分成百分位，並檢視100 組父母的子女平均財富，再以百分位來測量子女的財富分布。除了父母財富的頂層和底層3% 或4% 外，整體圖像呈現出和身高遺傳的同樣線性特性。0.20 的持續率可以描述中間90% 分布的遺傳。
最大的偏差出現在父母財富的底層4%，他們的子女比預期的富裕得多。但在丹麥底層分布的父母有負財富—也就是債務。這顯示的不是長期、難以忍受的貧窮（畢竟沒有人會借錢給真正的貧民），而較可能是為創業或訓練而融資的負債。
父母財富分布頂層3% 的子女也顯示出較高的財富傳承。雖然這個效應在統計上意義重大，它只代表小幅的偏離單一實質持續率頂層百分位的隱含持續率為0.24，相對於其餘分布的0.20。第二百分位的持續率為0.23，第三百分位則為0.22。
這顯示所有地位分布呈現相同的代際相關性，而在英格蘭也發現同樣的結果。對1858-2012 年這段期間，我們可以藉檢視牛津和劍橋學生的姓氏代表性來測量社會流動性，而這些姓氏通常代表教育分布的頂層1%。我們也可以藉檢視遺囑認證來衡量社會流動性：這些認證遺囑的菁英通常占人口的15%-45%，較接近地位的中值。
基因遺傳在根本社會地位傳承可能扮演重要角色的論證之一是，地位指標有迴歸至均數的傾向。不像其他過程，基因過程先天具有特徵會迴歸至均數的傾向。為什麼文化特質的傳遞也顯出如此一致的迴歸均數傾向？即使家族文化在世代之間傳遞出現若干誤差，只要正向誤差和負向誤差的可能性相當，結果將是菁英群體成果的擴散增加，而非一致地迴歸至社會均數。
社會流動性的特性是馬可夫式的嗎？ 換句話說，所有可用來預測下一代地位的有用資訊都包含在父母世代，或者較早的世系對決定子女的結果也有影響嗎？如果遺傳基因是最重要的因素，這個過程勢必是馬可夫式的。
第6 章從各世代牛津與劍橋學生獲得的重要證據，顯示菁英族群的歷史似乎不影響它後來的社會流動性。這些證據也說明，較早的世系即使在事實上是馬可夫式過程的架構中，也看起來似乎有關聯。這種過程一如此處所提流動性定律的說明，進一步暗示了長期來看任何族群的流動率勢必一致。如果較長的歷史不重要，所有世代看起來就會一樣。因此各世代的持續率勢必都一致。所有這些特性在瑞典和英格蘭較長時期的流動性資料都觀察到。
最後，如果基因遺傳是社會和經濟成功的重要載具，那麼菁英和下層階級族群的形成，應該永遠是從廣大人口的上層或下層尾部的揀選結果。不可能出現全部人口透過意識形態或文化的轉變，而變成菁英或下層階級。如果基因是社會能力的重要傳遞者，菁英族群將只會從一個較大的人口揀選而形成。
編按：著名經濟歷史學家葛瑞里．克拉克採用了一套全新的分析技術，他追蹤檢驗許多世代的多樣化家族姓氏，時間貫穿800年，結果發現世界階級的流動性遠遠比過去認為的低。正當法國經濟學家皮凱提（Thomas Piketty）的《21世紀資本論》（Capital in the 21st Century）引發人們質疑資本主義在創造財富與分配的功能時，克拉克也引發了資本主義影響社會流動性的疑問。本書由時報出版，風傳媒與時報出版合作先行刊出精華書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