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分子」(intellectuals)這個名詞的誕生，一般都公認和19世紀末法國德雷福斯事件有關，法籍猶大軍官德雷福斯遭誣指為德國間諜而入獄，法國文豪左拉了解這是冤案後，特地寫了一封公開信給當時的法國總統，刊登在《震旦報》頭版，該報主編心血來潮將公開信冠上「我控訴」這個標題，這封公開信就此進入歷史殿堂。
當然，左拉的精神之所以能代表知識分子，並不只在於他公開為德雷福斯翻案，不只在於他寫萬言書給法國總統，而是，反猶浪潮洶湧的法國，左拉要為德雷福斯申冤，是必須付出重大代價的。
在〈我控訴〉一文之前，左拉已在知名的《費加洛報》連寫三篇文章批評法國政府刻意製造冤案，反猶人士群起反彈，《費加洛報》此後不敢再發表左拉的文章；不僅如此，軍方更以侮辱軍隊的罪名將左拉送上法庭，有報紙公開主張將左拉槍斃，還有群眾恐嚇要把左拉丟到塞納河餵魚，左拉還被褫奪法國榮譽勛章，後來一度被迫流亡英國。
左拉等知識分子的努力並非毫無成果，歷經12年的苦戰後，德雷福斯案終於在1908年正式平反，但左拉已於1902年去世，在德雷福斯案中和左拉並肩作戰的文豪阿納托爾．法朗士在報紙上發表悼文盛讚左拉，「他是人類良心的一剎那」。從此，德雷福斯事件成為知識分子歷史的重要地標，左拉成為知識分子的典範。
其實，中國早有「雖千萬人吾往矣」的士人傳統，但過去的中國讀書人，要說真話的對象是絕對的皇權，甚至，在左拉在世100多年前的伏爾泰，絕對是啟蒙時代的知識人，但他對抗的是愚昧蠻憨的天主教會；左拉的時代性意義是，他雖然也要對抗體制，但他更要直面洪水濤濤的民粹洪流，則更是現代知識分子的宿命，或是使命。
因為，左拉立下的知識分子標竿是，所謂的知識分子，為了良知，不只要敢於站在利益的另一邊，在必要的時刻，也必須敢於和自己的家人、朋友、血統、出身、政黨、政權、甚至國族對立。
如果，這是知識分子的典型，在台灣實不多見，因此，7日的連柯辯論中，一度從柯文哲口中出現不太像這個場合該出現的「知識分子」4個字，不禁令人有場所的違和感，然而，這一場辯論討論的「墨綠」、「深綠」問題，確實也是台灣知識分子時時刻刻要面對的困境。
在台灣，可能有人會嘆，中間地帶異常狹窄，承受不起一位知識分子良心重量，但是更重要也許是，在台灣即使很難擺脫藍綠的有色眼鏡，但作為一位知識分子，不論他(她)的信仰或政黨，有沒有對自己人說實話的勇氣；柯文哲在民進黨執政時期，公開批評陳水扁女婿趙建銘貪腐，當時就是以知識分子自許；而4年前連勝文遭槍擊案，民進黨選票受衝擊，當時連民進黨中常會這樣的廟堂會議，都有要人質疑，這是刻意製造假槍擊案來左右選情，柯文哲至少秉持醫師專業，站出來說出真相。
坦白說，左拉當年的道德勇氣以及承受的壓力，遠非柯文哲能比，他過去說真話的案例在此刻成為經典，反襯的是台灣的可悲，凸顯的是，藍綠惡鬥到容不下事實的空間；當然，藍綠政治人物中並非沒有說實話的前例，但大多壯烈成仁，成為政治烈士，只有柯文哲能奇蹟式的在政治場域存活下來，而過去說真話的經驗，就這樣成為柯文哲的政治資本。
最可悲的也許是連勝文陣營，當他們一再在「深綠」、「墨綠」糾纏不清、質疑柯文哲騙票時，他們大概很難理解，台灣社會需要且期待的是，一個不顧代價、不管顏色而願意說真話的人，即時這個時刻是短短的一剎那，也可能感動人心，因為那是台灣這幾年來太稀少的經驗。
當然，當柯文哲立下說真話的標準，這個標準將永遠跟著他，這才是他和公民的真正誓約，這樣的考驗，就不是短短一剎那的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