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五月的第一天，臺灣傳來噩耗——詩人周夢蝶過身；沒想到第二天，香港傳也來令人意想不到的消息——報人羅孚去世。接踵而來的訃聞，實在令人難以接受。尤其是羅孚，作為傳媒工作者，誰人不知其大名？然而，羅孚絕不是一位簡單的報人，是作家，又是作家的伯樂，更是「統戰高手」，這才是最難得的。
說實話，目之所及，其實能夠稱得上作家的傳媒人是不多的，文筆好的也不多。不少傳媒人，都是靠資源、人脈上位，寫的東西經過時間歷練，大多總被雨打風吹去。只有鳳毛麟角，例如早前從《蘋果日報》榮休的散文家董橋，是很可以稱得上亦報人亦作家的角色。羅孚也可稱得上一位，其《西窗小品》、《北京十年》等書都值得一讀，而他卻正是很早就寫過文章，向內地介紹董橋的人。
1989年4月，應著名的《讀書》雜誌主編沈昌文先生之邀，羅孚用筆名「柳蘇」寫了一篇《你一定要看董橋》，旋即在內地掀起一股「董橋熱」，可謂一直熱到今天。那時候，內地還沒有多少人知道董橋，更加難以想像香港有這樣好的散文家。
而且，羅孚文章還寫道董橋不僅散文寫得好，同時董橋也是藏書家，對馬克思主義也很精通等等，簡直是全方位的人才，並且那時候董橋才不過區區47歲而已。至為重要的是，羅孚在文末點出這樣一種觀念：「董橋的散文不僅證明香港有文學，有精緻的文學，香港文學不乏上乘之作，不全是『塊塊框框』的雜文、散文。他使人想起余光中、陳之藩……他們大約只能算半香港或幾分之幾的香港吧。董橋可以說就是香港。」以此來說明，董橋對香港的重要性。
2009年時，羅孚接受內地記者李懷宇採訪，解釋爲什麽會《讀書》上寫《你一定要讀董橋》這篇文章：「董橋當年在倫敦的時候，我找他寫過倫敦一些小事，寫了幾篇他就寫不下去了。後來我到北京之後反過來替他寫一個專欄，叫『燕山詩話』，在《明報月刊》登的。當時看董橋的文章看得比較多，他的風格比較突出。不過我覺得近年他寫文章的路越走越窄，都是寫些古董什麼的，他說他不想繼續寫給年輕人看的東西。」
羅孚又說：「主要是因為當時人家認為香港是文化沙漠，我的意思就是你們看董橋嘛，還能說是文化沙漠嗎？！意思是你要看全面的東西才能瞭解香港的文化情況、文學情況。」他很直截了當地指出：「香港有金庸當然是不凡了，但是除了金庸未嘗沒有別的東西。」是的，不知什麽時候開始，香港文化被幾個簡單的符號所代表——而香港顯然沒有這麼簡單。
談及金庸和羅孚的關係，2010年已故香港文壇前輩方寬烈出版過一本著作《香港文壇往事》。書中有一篇名叫《香港文藝界奇人——陳公哲》的文章，其中略為提及羅孚：「陳公哲又編撰一冊《精武觀之吳陳比武》詳細記述太極派吳公義，白鶴派陳克夫，兩位宗師在澳門新花園比武的經過，這事當年相當轟動，加上這書的渲染，港澳人士幾乎沒人不知，羅孚那時在香港《新晚報》任總編輯，見這情形，馬上叫副刊編輯查良鏞和陳文統各自撰寫武俠小說。陳首先用「梁羽生」筆名撰寫《龍虎鬥京華》，跟著查良鏞用「金庸」筆名寫《書劍恩仇錄》，分別在《新晚報》、《大公報》連載，讀者反應不錯，銷量大增，後來竟造成金大俠在文學界的崇高地位，梁羽生亦成為當代著名文學家，這冊《吳陳比賽》應居其功。這書主要的幾章是：1，吳陳比武之起因，2，新光樓頭之簽約，3，事前設法之勸阻，4，社會反感之公論，5，預測決鬥之結果，6，比武場面之紀實，7，吳陳鬥後之檢討。」這篇文章雖然是以寫陳公哲為主，但羅孚點到了金庸和羅孚。
實際上，當時羅孚是《大公報》的副主編，也是該報旗下《新晚報》的主編。那年的武林盛事，確實鬧得很大。當時攝像技術雖不發達，但吳陳二人的比武卻有影像為證（今日仍可上網看到），足見重要性。上年紀的香港人、澳門人，不少還記得這件事。而羅孚一方面極為敏感，立刻趁熱打鐵請人寫武俠小說；一方面慧眼識金，叫了金庸和梁羽生兩人去執筆——這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應該說，沒有人想到後來金庸竟然能夠憑藉武俠小說成為「文壇霸主」，更加不會想到金庸及成了很多人心中等同于香港的文化符號。所以到了1989年，羅孚才要濃墨重彩地推介董橋的散文。只可惜，對香港的簡化後來似乎愈演愈烈。
和大量南來的文人一樣，羅孚也是心懷大中國之人，他一生的志業，都是推動整個中國朝向更加文明進步的方向前進——香港之于南來文人者，暫棲之地罷了。
1921年出生于廣西桂林的羅孚，中學畢業即加入《大公報》工作。不久之後《大公報》轉去重慶，羅孚也去了重慶。再後來接受任務，到香港繼續工作，後半生大部份時間都留在香港。羅孚是眾所周知的中共黨員，也是無人不曉的「統戰高手」。論人脈，香江幾乎無出其右者，無論大事小情，他都能搞定。
香港專欄作者許禮平有篇小文《霧裡看花說羅孚》，其中提到一個細節，很能看出羅孚的神通廣大：
「記得港穗直通車開通不久，一票難求，但一托羅公，立即辦妥。謝稚柳訪問香港中文大學，有事需延期留港，那個年頭，要邀請單位中大發函申述延期理由，再向新華社（即今之中聯辦）申報，又要經謝公所屬單位上海博物館和上博的主管機構文化廳同意，還有人民入境事務處等等一連串麻煩事務，讓謝公頭痛，但我領著謝公上《大公報》找到羅公，一切都好辦。羅公又樂意助人。怪不得能交這麼多朋友，端的是共產黨統戰高手。」可窺一斑。
恐怕誰也不會否認，香港對於整個中國來說有至關重要的作用。否則，周恩來也不會幾次三番地強調不宜過早收回香港的理由。然而，羅孚卻不像有些南來文人那樣，覺得香港有「義務」推進中國的進步，甚至認為為了整個中國，犧牲香港是不那麼重要的一件事。羅孚一直都有反求諸己，感覺他在香港住的時間越久，就越愛上這片土地和這裡的人。1967年，香港發生過著名的「六七暴動」，羅孚是為數不多敢於站出來向全港市民致歉的左派。或許，正是因為這個原因，即便羅孚有官方身份，他仍然獲得不少香港民主派的尊敬。羅孚去世之後，香港記者協會第一時間表示哀悼，稱他有著「承擔及面對錯誤的勇氣。」
1983年之後，羅孚在北京「閒居」了十年。對於導致這十年的原因，至今仍有很多種說法，並無定論。我們只知道羅孚公開的罪名是「間諜」，而且和美國有關。2011年，香港書展上有一本暢銷書，叫《我的父親羅孚——一個報人、》間諜」和作家的故事》，作者是羅孚的兒子羅海雷，該書後來還獲得了當年的「香港書獎」。書中提到不少小故事，讓我們知道在香港從事統戰工作的不易。
例如，1969年美國阿波羅號太空船登月成功，這是全人類的一件大事。羅孚準備將此事作為頭條前報導，只保留大標題，頭條留給其他新聞，以免過於突出美國。然而即便如此謹小慎微，第二天仍然受到外交部的電報，指責羅孚喪失立場——這是罕有的嚴厲批評。
不久後，中美開始乒乓外交，中美關係開始緩和，季辛吉秘密訪中、尼克森訪華、中美正式建交……羅孚接到新的任務，就是對美工作。他曾於1971年組織「北美第一團」訪問北京，但聽聞這也招來非議。羅海雷說，當時有人閒言碎語：「羅孚不會英文，卻負責對美工作。」
據說，羅孚晚年不太喜歡說自己的故事，尤其是涉及別人的事。他的理由是：身為報人的操守——不少當事人已經過身，事後說他們的故事有點不厚道。但是，羅孚三緘其口的理由大概沒有這麼簡單。畢竟，一個這麼重要的人物，在其位上知道太多事情，說或不說，都很為難。隨著羅孚離世，很多真相恐怕在無人知。也有可能不少筆墨官司，即將甚囂塵上。樹欲靜而風不止，多少身後事，留與後人說。
羅孚，原名羅承勳。1921年生於廣西桂林。1941年在桂林加《大公報》，先後在桂林、重慶、香港三地《大公報》工作。任香港《新晚報》編輯、總編輯。編輯過香港《大公報》、《文匯報》的《文藝》週刊。以絲韋、辛文芷、吳令湄、文絲、柳蘇等為筆名，發表了大量的散文、隨筆和文論、詩詞等。著有《香港，香港》、《南斗文星高——香港作家剪影》、《燕山詩話》、《西窗小品》等，編有《聶紺弩詩全編》、《香港的人和事》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