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年前，台灣選出了首名女總統，同時在立法委員選舉中，女性立法委員的比例超過38%，遠遠超出國際平均值22%，台灣性別平等方面的進步受到廣泛關注。
女性政治人物比例增加，聲量擴大。BBC中文訪問兩位年輕女性立法委員候選人，民進黨的賴品妤和國民黨的黃韻涵。兩位在競選過程中因個性、外貌、長相、婚嫁等話題遭遇攻擊和敵意，台灣的性別平權似乎仍然任重道遠。
女性的性感之罪
今年27歲的賴品妤是民進黨最年輕的立法委員候選人，喜愛cosplay（角色扮演）的她在社交媒體上擁有一批粉絲。今年9月，她宣佈接受民進黨徵召參選新北市第十二選區立法委員，但參選沒多久就遭到了攻擊。
臉書專頁「只要不是民進黨」挖出賴品妤早前拍攝的性感泳裝照，並且指控她從事性交易「一炮十萬」。而那些照片是賴品妤此前跟父母去帛琉遊玩時拍攝的。
「歧視就是這樣子，你不抵抗它，它還是會找上你，」賴品妤接受BBC中文採訪時說。她認為這是明顯的性別歧視，想用性的羞辱貶損女性的價值，進而讓選民認為她不可信、不可靠。
從宣佈參選到最終決出勝負只有短短4個月的時間，儘管評估認為這些言論不足以對自己的選票有太大影響，但作為公眾人物她覺得自己有責任發聲，所以馬上提告。
賴品妤的父親賴勁麟是民進黨前立法委員，母親吳如萍是媒體人。家庭的價值觀和教育支撐了她對於性別歧視的強硬態度，她希望發聲為其他人做出榜樣。
「我知道很多女性的家庭可能不是這樣，甚至如果抱怨，她們的爸媽會說『你為什麼要穿這麼少？』，給當事人造成更大的壓力， 」 賴品妤說，「所以我對自己的期許是要強硬，要站出來。」
賴品妤在選舉中打出口號「最年輕的老鳥」。2012年反媒體壟斷時她開始投入社會運動，2013年台灣爆發太陽花運動，她穿著紫色背心擋住立法院大門成為焦點，並被大眾稱為「太陽花女戰神」。
其實她並不喜歡這個標籤，「為什麼要加一個女字？你會叫黃國昌（時代力量立法委員）戰神，叫林飛帆（民進黨副秘書長）戰神，為什麼叫我女戰神？」她說，「我覺得背後就是預設女性應該是比較弱的，所以當他們覺得你不一樣的時候，還要特別標注一下你是女的。」
女性婚嫁之爭
對於國民黨最年輕的女性候選人黃韻涵來說，歧視也不是什麼新鮮事。有一次她在街上拜票，一名年長男選民說：「我們不選穿裙子的人。」
「我當時聽到真的差點翻白眼，現在都哪個世紀了？」黃韻涵現在說起來還有些激動，「但身為候選人我們要忍耐，所以我還是說『謝謝』，然後再拜託他一下。」
黃韻涵今年35歲，而她參選的高雄市第二選舉區大多是鄉鎮和農村地區，觀念更加傳統。在拜票過程中，經常會被選民問到「為什麼不要結婚？為什麼還沒結婚？」有的選民還會勸她：「身為女生，你結婚最好了，有個安穩的生活，不是很好嗎？為什麼要這麼累去做這件事？」
事實上，婚育與否確實是女性從政者長期被大眾關心和討論的問題，不管是否結婚生子都會被批評。
國民黨副總統候選人張善政日前在一個活動上批評稱，現任蔡英文因為沒有生育所以不理解產檢問題。
結婚生育也會引來光生孩子不工作的非議。鴻海集團創辦人郭台銘近日為國民黨立委候選人楊瓊瓔助選時，提到楊瓊瓔對手、現任無黨籍立委洪慈庸，說她在任期間「忙著結婚、忙著生小孩」。
黃韻涵知道，如果從政，平衡工作和家庭有多難。她的母親陸淑美現任高雄市議會副議長，在高雄從政30多年。這份職業讓她無法給子女做便當帶到學校，節日也要跑行程沒辦法跟家人一起過，小時候的黃韻涵曾經因此埋怨母親。
她甚至覺得，單身未婚或許是她的優勢。沒有家庭的壓力，能放手去做很多事情，不用顧慮是不是要回家煮飯，小孩有沒有去上課，學的功課有沒有練習。
「並不是我不想結婚，就是沒有對象，沒有遇到，我的重心是想要把這件事做好，既然我有選擇、有這個機會，我就想要把地方做好。」她說。
進步和「反挫」
從一些數字看，台灣的性別平等不論在亞洲還是在全世界，都屬領先水平。
根據台灣行政院性別平等處發佈的《2020性別圖像》，依據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的2018年性別不平等指數，台灣性別平等表現在全球排名第9名，是亞洲最高。
2018年，台灣女性立法委員比率達到38.7%，而鄰近的中國大陸、日本、韓國、新加坡均未達三分之一。
儘管有女總統在位，女性立法委員的比例表現也優於許多國家和地區，但台灣的一些資深男性政治人物仍然對女性從政者發表許多歧視言論，集中在女性的外貌或婚育與否的攻擊。
2012年，蔡英文第一次參選總統時，民進黨大佬辜寬敏曾明確說「穿裙子的不適合當三軍統帥」。
今年12月，國民黨台南市黨部主委謝龍介出席助選活動時說「女人拉票，可以拉到客廳，可以拉到房間」；國民黨總統候選人韓國瑜也曾講「男人以天下為家，女人以家為天下」。
台灣國立政治大學政治學系教授楊婉瑩認為，台灣性別平等一直在進步，但同時「反挫」的力量也持續出現。
她指出，這些歧視言論不是零星的，也不只是這些男性政治人物沒有意識而已，而是一股希望將女性推回傳統位置的力量。
「女性當總統或者立法委員，這種有權力的女性某個意義上與她的傳統性別位置矛盾，所以當更多女性取得了權力、脫離了她原來的性別角色和性別位置後，仇女這種言論出現的頻率可能會越來越高，它代表社會在進步時碰到反挫的壓力。」楊婉瑩說。
世新大學性別研究所教授陳宜倩則認為，許多歧視言論體現了台灣乃至華人傳統社會中對男性和女性的期待，「男性是經濟提供者，而女性在才智、才能方面不要超過男性，在婚姻方面必須要結婚生子，在家照顧小孩。只要你任何違反了任何一項，你就可能被嚴格檢視」。
歧視女性的言論不少是來自資深男性政治人物。陳宜倩分析, 在以往女性無法從政的時期，他們比現在更有權勢，「所以會出現一種被剝奪感，無法消化，只能用言語去貶低女性。」
2002年，台灣頒布實施《性別平等工作法》，對促進保障女性職場平等、保障生育權、防止性騷擾等方面作出了一系列詳細規定。
陳宜倩認為，其中很多法條政府應該更嚴格執行和檢查，如法律上規定只要有100名僱員以上的僱主，就必須提供有育嬰的設施或措施。
楊婉瑩則觀察到女性從政者單身比例很高，因為女性需要兼顧工作和家庭，負擔重，職業選擇相對受限。她認為，政府應該提供一些托育政策，將女性從家庭和育兒的傳統負擔中解脫出來。
對於那些歧視性的話語，陳宜倩認為民眾可以直接用選票來表達反對。「當一些人說出了這樣的社會歧視語言，那就不要選他。」
